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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未到，学者先行

chenyiyi — Fri, 15 January 2010 17:04:33 -0800

AVATAR 里面，是这样；其实，历史也是这样。将来的中国，估计也会这样。

西方的科研和学术机构在研读圣经这部书，尤其是其中的旧约部分的时候，许多大学是将其安排在与对近东文化的研究相关的学术分支中。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历史悠久的学校，如哈佛、耶鲁、宾州大学和西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这个学科的研究生学位项目都在各自的古代近东研究系中。这里，我们对古代近东的定义借用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对“近东”这个词的定义：“近东指所有的阿拉伯世界和当今的主权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1]

那么，古代近东到底和圣经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人类知识的一些部分是随着人类对自己的历史不断地探索发现才得以不断地增长拓宽的；关于古代近东和旧约圣经的联系这一点，其实也是这个重要现象的一个表现。不用回到很久的过去，哪怕是从现在倒退两百年，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几乎不包括任何关于它的古代近东背景方面的知识，许多零零碎碎的了解，也是从一些古典著作中对古代近东的一些提及接触到的。最早的对于西亚，包括伊朗和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对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文字，包括苏美尔文、阿卡德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是始于19世纪的早期。那个时期恰好也是英法等西方列强开始深入接触中国，以至后来发生两次鸦片战争的时期。

19世纪四十年代，吸食鸦片成性的博塔（Paul-Émile Botta, 1802 –1870，生于意大利都灵）在现在伊拉克境内作法国派出的外交官，并开始了考古挖掘；英国外交家和学者来雅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 –1894，生于法国巴黎）是博塔的考古挖掘项目合作伙伴。他们对于尼尼微（Nineveh）和尼木鲁德（Nimrud）的发掘，尤其是后者对于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9－627年在位）的图书馆的发现，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学术研究史。

曾经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军官罗灵森（Henre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1895），是伊朗境内著名的用三种语言刻成的贝希斯敦铭文的拓写者。他首先破解了上面的古波斯语，随后和其他学者合作，破解了上面的埃兰语和阿卡德语。阿卡德语破解的成功标志着人类通过考古和语言学的努力，再次可以和自己文明的祖先进行文字和心灵的沟通了。

无独有偶，最早的对于古代埃及的考古也始于19世纪初叶，对于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也和一块包含三种语言铭文的石碑密切相关。这块石碑叫做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刻制于公元前196年，被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于1799年发现。由于这块石碑同时刻有古希腊语、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Egyptian）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快速简化体（Demotic），并且表述的是同一段文字，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于1822年被一位英国学者和一位法国学者独立解读出已经失传千馀年的埃及象形文字。这就为现代学者阅读古代埃及文献打开了大门，也成了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2]

自从这些古代语言被破解之后，学者们对于这个地区的了解日益加深，了解的范畴也日益扩展，这不仅仅表现在地理范畴的覆盖细密度上，也表现在对于古代近东文化了解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上。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就是愈来愈多的学者注意到古代近东文明和圣经，尤其是希伯来语圣经旧约的密切关系。其实，经过近200年的研究，这个句子应该换个顺序说，是“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和古代近东文明的密切关系”。因为如果今天你询问一位希伯来语圣经的学者或者古代近东专业的历史文化学者，无论他们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宗教信仰是什么，都不会否认希伯来语圣经是整个古代近东文化体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并且这个分支不是在时间上最早的分支，而是相对来讲比较晚的，并汲取了大量的比它早的文化的养分之后成长起来的。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想象为什么研究发掘古代近东的学者们会对古代近东文化和圣经的关系这么关心。这是由于这些西方学者们个人的宗教文化背景多为基督教的各个分支，二战后，也有为数不少的犹太学者。圣经是他们文化语汇的一个重要源泉。换句话说，这些学者的思考的语言在很多词汇和概念上源于圣经这部著作。即使是非宗教信徒的学者，他们由于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他们所接触的文化产品，包括书籍、报刊、艺术，都充斥这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宗教语汇，因为宗教和文化原本是很难分开的。这里我们且将这些学者称为基督教文化背景学者。

我们设身处地地假想，如果我们是这些古代文明遗址的发掘者，是这些古代语言的破解者，我们中国学者是比例最多的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的研究者，我们用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母体文化就是中华文明了。在这个学科中，为数最多的可能就是汉语写成的，将古代近东文明和中国古典文明，如儒道和汉化了的“释”进行比较剖析的学术作品了。西人如果想深入学习了解古代近东文明，没有办法，只有先花10年功夫，将中文学习好才可以谈起步入门。

回到现实，中国的近代并没有进行帝国主义的外侵，也没有将大量的古代近东的文物运送回中国，存放在我们的博物馆中。这些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主要存放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博物馆中。所以关于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最为普遍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德语和法语。

作为例子，我们来看一本研究古代近东文化和圣经关系的重要英语专著。这个作品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学者100多年对古代近东文化研究基础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这部著作是《和旧约圣经相关的古代近东文献》（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 这部专著的出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以致于在1955年再版，并加入了更多的材料的影印件；1969年三版，除了又增加了材料外，还对第一版的古代近东文献的翻译进行了改进。第三版所增加的内容已经无法插挤到头两版的空白处（当时还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计算机编辑的电子文档可以轻易插排增加的内容），所以又增加了一个附本。[4]第三版出现后被多次重印，到1992年第三版已经经历了五次重印了。这部书的成功还表现在一系列衍生出版物。同一编辑者在1954年出版了一个图片合集，《和旧约圣经相关的古代近东文化图片》（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并且这个图片合集在1969年也出了增订版。[5] 上面的文本翻译和图片集由于都受到圣经和古代近东学界的高度欢迎，该作者于1958年又出版了总和上面两个著作的缩减版合集，命名为《古代近东：文本和图片的合集》上下两卷（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并且这个合集在1975年也出了第二版。[6]

这部书将和旧约相关的古代近东文献首先按照文本的类型分为：（1）神话、史诗和传说（myths, epics, and legends）；（2）法律文本（legal texts）；（3）历史文书（historical texts）；（4）宗教仪式、咒语、和对节日的描述（ritual, incant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festivals）；（5）赞美诗和祷词（hymns and prayers）；（6）说教和智慧文学（didactic and wisdom literature）；（7）哀歌（lamentations）；（8）世俗诗歌和歌曲（secular songs and poems）；（9）书信（letters）；（10）其他各式各样文本（miscellaneous texts）和（11）附本（Supplement，这是第三版加上的无法插挤到第二版中的文本，文体上多种多样）。按照语言分类，这些文本所使用的语言分别是：古埃及语、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乌伽里特语、南阿拉伯语、迦南语和阿拉米语。书的最后还有两个索引，一个是各种专有名词的索引，另外一个是针对圣经的章节在著作的何处被提到以及和古代近东文献进行比较的索引。[7]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西方国家为什么对和自己居住的地区十万八千里的古代近东（今天的中东）那么感兴趣，以至于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历时这么久地研究这里的文化历史呢？难道只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能源和经济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是在发掘自己文化经典的根和源泉。而在这个轰轰烈烈的两百来年的发掘过程中，许多的发现最先是由军人、探险家和外交家打的头阵和先锋。而这些军人和外交家，许多本身又是在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以至于后来从军界政界退出（有的没有退出，仍然兼职）后，一直从事有关方面的学术研究，直到逝世。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古代近东的考古历史中，也发生在和中国相关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掠夺上。运走大量新疆地区文物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就是一例。[8]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这个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和软实力建设成功的秘诀，比较贴切：“军队未到，学者先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学者，并非是单独的学者。许多重要的学者，本身又是军官和探险家。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和培养自己的开拓性人才成功之处。这些人才的努力和积累，一方面为西方国家对自己文化经典的寻根溯源，打下了坚实的物质（运回宗主国的文物）和学术（之后的研读、破译和研究）基础。以至于对自身的文化宗教经典圣经这部著作所表现出来的软实力，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重塑。而另一方面，由于对被殖民国家祖先的文化，比当地居民的后裔都更加深入系统的了解，宗主国的研究实力和文化也变相获得了当地知识精英的认可和尊重。这本身其实就是宗主国文化软实力的反映，是前期科研积累的丰硕成果——因为当一个被殖民国的精英对宗主国的文化和科研实力认可和尊重了，被殖民国其实就已经被宗主国的软实力征服了。于是回头看，这个历时虽然漫长的“军队未到，学者先行“的策略，其实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是不无启发意义的。

[1] “The Near East is defined as the entire Arab world plus the present-day states of Iran, Israel, and Turkey,” http://www.princeton.edu/nep/, accessed on 2009/01/13.

[2] 关于古代两河流域考古的历史，除了拱玉书的中文论述《西亚考古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外，英文的最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是Mogens Trolle Larsen, The Conquest of Assyria: Excavations in an Antique Land, 1840-1860, Routledge, 1996.

[3] 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0.

[4] 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with Suppl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9.

[5] J. B. Pritchard,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4, 2^nded., with supplement, 1969.

[6] J. B. Pritchar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8, 2^nded., 1975.

[7] 通过网上书店Amazon.com，读者可以免费看到书的全部目录和少量页面，http://www.amazon.com/gp/reader/0691035032/ref=sib_dp_pt/102-0558453-4096936# ，此链接于2009年1月14日核验正常。

[8] 参考：http://zh.wikipedia.org/zh-cn/%E9%A9%AC%E5%B0%94%E5%85%8B%C2%B7%E5%A5%A5%E8%8E%B1%E5%B0%94%C2%B7%E6%96%AF%E5%9D%A6%E5%9B%A0，2010年1月15日查阅。

致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们

chenyiyi — Mon, 11 January 2010 18:37:32 -0800

这个邮件是面向搜索到此页面的北京大学本科生们；其他的读者可能发现无聊。先抱歉。

北大的同学们，你们好，

由于我下个学期将开设“圣经概述和导读” （原来的通选课，上过三次，这个学期被定性为公共选修课；学校没有告知我原因。我只能够猜测，是因为课程三次开设都太受欢迎，教室坐不下，可能会影响和谐），我想在北大的BBS上我的课程专栏发一个信息，告知大家我的联系方式，以便同学们进行选课咨询。可是这个版面不能发帖，被设置为只读了。我想给版面的曾经的版主（我看他还时常上站）发个站内邮件（我无法得到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可BBS系统告诉我我没有发站内邮件的权限。

于是，我想到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互联网上搜索我的名字。鉴于我的名字全世界独此一个（谢谢祖宗的家谱和父亲的选择），可能会搜到这里来。

我想借博联社的这方宝地，告诉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们，我的私人邮件地址是 biblecn AT gmail.com

请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课程的，直接给我发送邮件。如果需要，我会架设一个网页，把常见问题和我的答案告诉大家。

今后这个网页的地址也会更新到这个通告中。

谢谢大家。祝大家在2010年，身心和言论都更自由一点！

陈贻绎

北漂的蚁族（歌词一首）

chenyiyi — Thu, 07 January 2010 13:23:35 -0800

应友人之邀约，做歌词一首
词：陈贻绎

在故乡和首都的寒窗下

我熬足了十六载

可在老板的眼里

我仍什么都不会

立志要和你在这个城市

挣下自己的一片瓦

和你地老天荒

首都的能人好多

北京的水好深

不谙世事的你我

在唐家岭和中关村间奔波

公车的拥挤里

你身形瘦弱

却坚强站立

紧紧地搂住我

我学着说骗人的谎言

凝望着成排的奥迪车

灯火辉煌的会馆后边

是大排档买醉的我

连一间小小的阁楼

也只能租来和你同住

地铁里乞讨的老人

让我忘不了很久不见的爹娘

发廊里的姐妹

还有饭店里被训斥的姑娘

总让你流泪

让你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弟妹

在卡拉OK里放歌

排解不掉你我的悲伤

是谁把我们做人的尊严

踩在地上…… 噢……. 是谁……

把我们做人的尊严，踩在地上……

言说研究的意义和关联的科学方法

chenyiyi — Fri, 11 December 2009 16:58:38 -0800

对言说的接受和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

宗教对待言说的反应方式

统计学的视角：言说作为信息数据群

对言说的接受和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

我们来看一个炒股的例子。

一个人决定购买一个股票，或者做空一个股票，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会影响他的决定。一个因素是所谓的“基本面”，另一个因素是所谓的“技术面”。基本面包括这个公司的实力、相对优势（弱势）、价值体现、管理能力等等方面的信息，和对这些信息价值的判断。这些信息都应该归为言说。因为有足够炒股经验的读者应该知道，一个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在多少年之后，总是会被发现都是有水分或者经过刻意的“调整”和“处理”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反映的是人性的正常态——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和股东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公司股票暴跌。在法律允许和有空隙的范畴内，是会尽量呈现公司的乐观面的。股民，无论他是多么的神通广大，想获得百分百的实情，都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以“基本面”为依据，进行操盘的人的任务是在尽量多地获得信息的情况下，尽可能作出理性的判断，之后进行买或者卖。结果无非两种，涨或者跌；结合以理性的资金管理方法，即使判断错了180度，长期和总体上来讲还是可以赚钱的。

对于“技术面”操练足够多的读者，应该知道无论一个图形或者技术分析方法多么让人信服，都有可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不按照操盘者的预想演进。但是，任何一个技术分析的方法，给出的都不是百分百的胜算，而是从概率统计上讲，胜率超出败率的那个选择。所以，遵从“技术面”的股票操作者，在建立了仓位之后，结果也无非两种，判断对了或者错了。结合以理性的资金管理方法，即使判断错了180度，长期来讲还是可以赚钱的。

由此可见，在炒股的例子里面，胜负并不取决于对言说说表达的信息的掌控程度，而在于之后的决策，以及决策后针对结果的资金管理（例如慢进快出，追涨杀跌，达到利润目标出货半仓，达到止损点坚决止损等）。

宗教对待言说的反应方式

我们离开股票这个话题，回到人、或者社会机构、或者利益集团、或者文化，等等等等这些无时无刻不在言说的包围中的言说的客体。这些客体，在进行任何判断和决策时，无非是对所接触到的言说，进行一个综合的整理、分析、判断，之后进行决策。这个过程和股票的购买，其实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对言说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度、信息的全面性，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但是决策是不可能等到那个几乎根本不会发生的完美时刻的。决策“现在”就要做。一旦做了决策，结果和股票的建仓一样，无非是对客体有害或者有益两种。

和股票的操作所不同的是，有益或者有害不像股票赔或者赚来得那么黑白分明。许多言说客体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是灰色的。因为任何客体的行为都是是在不断的言说中不断进行着的决策所导致的。这个过程是复杂多变的，而在社会现实中，无法象科幻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让时间倒流，让事件按照另一系列正好相反的决策，重新发生一遍，从而来判断哪套决策更好。

但是，对这个由言说所导致的决策的流动性（fluidity），如果我们过度夸大，是会进入到一种不可知论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发现言说作为一种存在，其数量太大，作为客体，我们实在很难进行有效的判断；况且一个接一个的判断之后，所得的结果反正也无法验证对与错，我们干脆就不判断算了。听天由命，爱谁谁了。社会上的许多言说的客体其实是采取这一态度对待言说，从而进行一个个判断决策的。

例如许多形式的宗教，在过度复杂的言说面前，干脆将一切都归为这些宗教所信奉的终极权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宗教经典中寻求一种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言说集合可以关联的言说。我们汉语把这一现象说通俗了，就是“引经据典”来解释和应对社会现实。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干脆采取一种随机的方式，寻求这个宗教终极权威的暗示，来进行决定。例子包括抓阄或者占卜。

其实，这两种方式并没有优劣的差别，前者将过程变得复杂一些，其间又加入了言说客体用自己的语汇来分析言说的逻辑分析过程；后者干脆将一种二元对立转换成了另一种二元对立，随机的随机仍然是随机。

这些宗教的方法对于人性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历史和数据证明，不仅仅有，有的时期和有的文化中，其吸引力还是十分巨大的。直到今天都如此。

统计学的视角：言说作为信息数据群

但是，当我们把言说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来后，我们需要看看除了宗教的方法，是否还有某种科学范畴内的方法可以用来对待言说。言说，根据定义，其实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大部分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

从统计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信息（言说）其实是一批数目巨大的数据。对这批数据进行依据以往经验的分析，归纳和总结，从而建立起一个言说客体进行判断和决策的流程，应该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言说研究的一种方法。

两组数据的互动，最终决定了一个言说的客体如何对待言说和言说主体的。第一组是言说的语汇，另一组是被言说的客体已经有的，和言说主体相关的语汇。绝大部分情况下，如果言说主体的语汇和言说客体的已有语汇有很大的交集，而这些交集中的语汇的内涵和外延的共同点又比较多，言说的客体会对主体的言说有更多的认可，主体的观点和劝说更容易被接受。反之不然。

理论上讲，交集当然是越大，被接受度也就越大。但是在实践中，这个交集的大小又如何界定呢？应该说，交集的大小是很难量化的。可这并不意味着向着更大的交集的努力就没有了意义或者无法操作。实践中，当A希望说服B时，A对B的语汇越了解，说服的成功概率就越大。这是一个常识。所反映出的，其实是A和B语汇交集的大小和说服效果成正比的函数关系。

我们继续看上面A试图说服B的例子。假设A知道B在文革中亲身经历迫害，那么如果A更多地使用对这类迫害同情，对迫害者抨击的语汇，在B那里就会得到更多的共鸣。在理论层面，A是在主动地将自己的语汇和B的语汇集合的交集扩大。

反过来，如果A不了解什么是文革，也不去了解文革，那么他就无法使用相关语汇去和B交流，以实现扩大言说交集的目的。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每个人的言说语汇不会仅仅是关于一个概念范畴的，而是会有许多，有的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两个人之间的某个语汇库有交集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文化间也是这样。

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后，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如“上帝”等这些语汇，和基督教的一些语汇存在交集。至少这些传教士是如此认为的。之后通过长期广泛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彼此间产生了有体系的“耶儒对话”。试想，如果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一点也不去了解；而中国人也无动于衷，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语汇也置若罔闻，那么，这两个文化是无从对话的。

这样的情形，也就是文化A对文化B的语汇拒绝了解，或者了解个一知半解后，就认为自己都明白了，然后开始对B文化进行解释、分析或者指点，也是我们普遍遇见的。这个不仅仅发生在A到B的方向，也同样发生在B到A的方向。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对东方，基督教对儒教，中国的佛教道教或者萨满教，也存在于东方对西方，包括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阿拉伯的、伊斯兰的、波斯的文化针对西方的文化。

如果要避免这种各说个话的情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认真的学习彼此的语汇。而要把这一点做到透彻，对于人这种动物的效率和脑力，是很容易耗尽一生或者几代人的努力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本是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后来成了汉学的学者，不再传教了。

在互联网和Wikipedia的年代，各个文化的语汇数据极大地丰富了，并且系统化和公开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人对这些数据的处理的效率，是任何一个言说的客体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作为言说的主体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是自己的言说更加有效地被客体接收。

无论这个处理数据的效率问题解决得如何，都比对这些数据置之不理好。而任何一个个体，不管是人还是社会，都不应该被任何存在，以各种理由，剥夺对各种言说数据的知情权和进行分析和了解的权利。对一个成年人的言说进行控制，和对一个成年人所能够接触到的言说进行屏蔽，都是一个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最下下策。因为和言说的互动，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是有语言的高级动物。

当今的世界，让一个人一辈子在一种言说中生来死去，已经越来越难了。除非这个人自己选择这样做。我们可以想象，许多人如果如此选择了，也是被动地被言说征服之后选择的。人应该与生俱来就有选择自己的言说什么，和接触什么样的言说的权利。

转贴：曹长青：德国汉学家顾彬再批中国作家

chenyiyi — Fri, 11 December 2009 10:07:13 -0800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知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公开批评引发争论。现又因在德国媒体批评中国诗人贝岭“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而是“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而再发争议。贝岭则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斥责这位德国教授“不学无术”，是“逐臭之人”。

顾彬上次对中国作家的批评，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不同于民众对其他事件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或人士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或批评，中国网民往往一面倒强烈反弹，甚至给批评者带上“反华”的政治帽子，一片声讨。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毫不客气的抨击，不仅没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国之声引述中国网络上的统计说，相关链接多达21万，“反响巨大”，很多人认为顾彬此说“一针见血”。

为什么中国网民对顾彬这样“文质彬彬”？因为顾彬的很多批评，被认为直指要害，说了真话——

棉棉、卫慧用“身体写作”

对于百年中国文学，顾彬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顾彬也认为其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研究者。

对于中国近年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顾彬批评这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作家张抗抗的丈夫）写的《狼图腾》，顾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今年初顾彬在中国南京时，又大声疾呼：“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德国之声报道说，顾彬认为，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有些书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名家，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很多写作是急就篇，匆忙制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金庸已过时，但鲁迅不会

当中国媒体报道说，北京高中语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时，顾彬毫不掩饰他的愤怒，这位编译过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专家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个通俗作品作家，顾彬表示，“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一百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国通俗作品，而不是语言性非常高。当然，读者有选择自由，“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对于不少中国作家抱怨，由于中国的检查制度，加上没有好的翻译，所以他们的“杰作”无法打向世界。顾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湾出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作品连中文读者感动不了，怎么能归罪于翻译？

应说出别人不想听的事实

顾彬的大胆评论，虽然很受中国网民欢迎，但也有中国作家不愤，认为顾彬是“文化种族主义者”。顾彬则说，“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这次顾彬公开批评所谓中国流亡作家，又是说出当事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时，德方迫于中国官方压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贝岭在内的两名中国异议作家参加书展会议，结果引至轩然大波。贝岭等名字，被德国媒体不断提到和报道。有评论指出，贝岭获得了和其写作成就不相称的“名声”。贝岭受到德国总统握手交谈的礼遇，在德国几乎成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见者”

顾彬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也跟贝岭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报在线》独家专访时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打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早在几年前，顾彬就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贝岭沽名钓誉。他说，当年贝岭从美国回中国印杂志被抓前，他们在北京见过面，贝岭告诉他，在美国印杂志太贵，在中国便宜。顾彬说，贝岭“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称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

顾彬批评说，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国作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稽”。但贝岭对法广表示，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据媒体报道，是杨炼和马建在中国出书。

顾彬认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但“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

顾彬是逐“臭”之徒？

贝岭则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回击顾彬的批评：“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泼妇骂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 “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学去问。他就是谩骂。”

有评论家指出，顾彬当年是批评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并没有说整个中国文学是垃圾。因此所谓“逐臭之人”就难以成立，更形同故意骂人。而把顾彬斥为“戏子汉学家”、“泼妇骂街”，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等，显然都是抽象指责，而没有用事实说话。

至于指责顾彬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恐怕也不是事实。根据媒体报道，顾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国的大学讲课，“在中国，我用汉语上课，不用德语或者英语。”中国媒体的采访也说，顾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彬不到30岁就开始学中文，并主修汉语，至今已40年，说他不能讲一句连贯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贬损。

已学会中国人的圆滑？

至于说顾彬“不学无术”，则肯定不是事实。顾彬从1995年就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不断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学、有看、有研究。不要说他曾发表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编译出版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丛书，共十卷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所以贝岭指责顾彬“不学无术”，明显是不顾事实。至于贝岭说顾彬对他的批评，“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简直是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戈培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容，更是形式；纳粹灭绝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今天贝岭可以对顾彬进行带有谩骂性的反驳，本身就说明把顾彬和戈培尔相比的荒唐。扣纳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讲理讲不过别人者的常态。

在发出批评之声后，面对一些人的反弹，顾彬表示，“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尽管顾彬相当有勇气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但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仍有专家认为，批评的棱角小了。顾彬自嘲说，可能“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但其总体调子，还是批评当代，肯定现代。这回顾彬不再说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来比喻，让读者更清楚1949年为界的中国文学质量之差别：“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大举购买黄金和美元，用活言说理论

chenyiyi — Thu, 03 December 2009 08:00:14 -0800

立此存照，看看一年后黄金的价位，是否到了2000美元或者更多。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年代。这是中国特色的发展中阶段。街头摊煎饼需要晚上收摊儿时结算一天是赔了还是赚了，这不算急功近利，本来是个小本生意嘛。可国家的做科研做学问的也要至少每年填一次表，汇报自己过去的300多天干的事情，有什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学术创新，填补了什么国际和国内的空白。搞得有多少个科研人员和学者，中国就每年填补多少个空白，填来填去，难怪填不上这诺贝尔奖的空白。

本着这个精神，有朋友问我，你的“言说”论，听着神乎其神，天下不着调的万物似乎“言说”都可以解释，有什么实际用处没有？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呵呵，哪里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啊，本来就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人类社会人际关系等和语言表达的关系，从一个自以为新的角度梳理几下子而已，无它。”

不过这是客气，生长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填着急功近利的表格，哪里有闲工夫阐述些无功无利的理论啊？

这一节我就举个言说的功用，和大家一起等待时间的检验。

理论的阐述和梳理，是建立在各种实践知识的基础上的，我们回到实践来检验这个理论。前面花了那么多篇幅讲金融和言说。如果不整点儿象样预测未来的金融的东西和读者共享，光事后诸葛亮，尽讲些过去了的事情，“言说论”岂不真的成了纯粹的忽悠了？

今天来点儿真格的，预测点没有发生的事情，放到这里，立此存照。看到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又有点金融股票交易的经验和必要的帐号，不妨试试。赚了私下或者公开念我的言说论的好，都可以；亏了随便骂，我保证我比你亏的多。

今天讨论的言说的主题词是黄金的价格。

首先，大量的关于买卖黄金的“消息”出现在新闻媒体中。对于普通不炒金的老百姓，或许是认为黄金是个好东西；而对于炒金的所谓“专家”来说，会到处警告朋友黄金过热了，应该小心。如果你信了，你就是这个言说的被说服者了。说服你，目的是让你便宜价格出售黄金（虽然你认为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了）。这里随便给几个随机的中文新闻的网址：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6&articleId=17674

http://www.cngold.org/news/shiwu/4422.html

http://www.cnqsq.com/html/news/20091009/137235.html

http://news.lyd.com.cn/content/2009/9/22/628220.shtml

“唱多唱少”无所谓，唱，就是在言说。没有目的的言说，少。

买黄金是为什么？目前来看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让百姓看到通货膨胀。但是一个国家不保持通货的膨胀，就无法促使自己的老百姓不停地工作，社会的生产力就会下降。

中国有统计局的“数据”来“说服”你。

美国老百姓不太信美联储的，或者政府的数据，但是信汽油的价格反映通货膨胀率。

我天天开车经过的一个Chevron加油站，最近几周的油价，从3.13，到3.09，到3.03，到2.96，到2.89，到今天的2.83美元一加仑，在强有力地传达着一个信息：什么通货膨胀？没有的事情！问你美国最有钱，也对媒体和政治最有话语控制权的公司是什么，许多年轻人可能答微软或者沃尔玛或者通用电气等。错了，都不是，绝大部分的钱，仍然攥在不显山不露水的石油公司的手里。当你看到这个汽油的价格这样给你言说着一个“通货没有膨胀”的故事，作为一个金融交易者，你应该想到的是这个故事表象的对立面：通货膨胀要启动了！

无独有偶，前几天，我偶然听说我的岳母，一位退休十多年的中国小学教师，退休金每个月涨了700元人民币。似乎是来自中央的意思。中国是否将有通货膨胀，我想再没有比印票子拉动内需的中央更清楚的了。这个退休金的涨幅，预示着来临的（和正在进行中的）通货膨胀幅度小不了。

这些，都指向了金价的一个方向，就是上涨。涨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每个整数点都会引来一些震荡，如1200，1300，1500，2000。一个趋势一旦开始，不会轻易结束。因为关于这个趋势的言说会携裹进一批批的贪婪和恐惧的人。贪婪的人不断地追高，恐惧的人在不该卖时卖掉（震荡时），之后又被贪婪所控制，继续追高。这个时候，一个对言说理论有把握的炒家，应该尽早登上这个新的趋势的班车，每逢震荡时加仓，不要减仓，毫不犹豫地往上追金价。并同时密切关注一轮轮的言说——只要仍然不断听到关于“金价过高，疯狂了，大家要小心了”这类言说，就毫不犹豫地继续加仓追高。直到有一天，你再也听不到，看不到，读不到这个方向的言说了，谁再说金价太高时，街头烤红薯的大爷都会笑他太傻时，你就可以和国际上的大炒家一样，不动声色地一步步按部就班出货了。

有兴趣的不妨试试黄金？立此存照，看看一年后黄金的价位，是否到了2000美元或者更多。

友情赠送：另一个言说论指导下的外汇交易小贴士——最近关于美元的没落的言说把我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按照我的金融言说论，看它的反面，我在逐步加仓美元仓位。我不知道在中国如何进行看强美元的操作。在美国，直接购买UUP这个标记就可以了。美元走强，它就涨，和股票一样。炒外汇的朋友，不妨也试试？

是的，美国在不断地印刷美元“救市”，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印了吗？谁印的多？谁又是先印的？

言说能够干什么？2009年12月1日后的黄金价格走势

chenyiyi — Wed, 02 December 2009 23:05:57 -0800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年代。这是中国特色的发展中阶段。街头摊煎饼需要晚上收摊儿时结算一天是赔了还是赚了，这不算急功近利，本来是个小本生意嘛。可国家的做科研做学问的也要至少每年填一次表，汇报自己过去的300多天干的事情，有什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学术创新，填补了什么国际和国内的空白。搞得有多少个科研人员和学者，中国就每年填补多少个空白，填来填去，难怪填不上这诺贝尔奖的空白。

不过这是客气，生长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填着急功近利的表格，哪里有闲工夫阐述些无功无利的理论啊？

这一节我就举个言说的功用，和大家一起等待时间的检验。

今天讨论的言说的主题词是黄金的价格。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6&articleId=17674

http://www.cngold.org/news/shiwu/4422.html

http://www.cnqsq.com/html/news/20091009/137235.html

http://news.lyd.com.cn/content/2009/9/22/628220.shtml

“唱多唱少”无所谓，唱，就是在言说。没有目的的言说，少。

中国有统计局的“数据”来“说服”你。

美国老百姓不太信美联储的，或者政府的数据，但是信汽油的价格反映通货膨胀率。

有兴趣的不妨试试黄金？立此存照，看看一年后黄金的价位，是否到了2000美元或者更多。

是的，美国在不断地印刷美元“救市”，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印了吗？谁印的多？谁又是先印的？

转贴：中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专家建议向生二胎过渡（经济参考报）

chenyiyi — Wed, 25 November 2009 22:35:46 -0800

核心提示：中国科学院专家称，中国少儿人口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已出现严重“少子化”。为应对此趋势，以及随之到来的社会老龄化，应对现有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进行从“一胎政策”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软着陆。

河南省是第一人口大省，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测算，河南的第1亿个小公民将在2010年7月7日中午至7月8日凌晨诞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这个数字的到来已经整整推迟了13年。图为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上赶会的群众。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中国和印度0-14岁少儿人口数及比重表1

中国和印度15-59岁劳动人口数及比重表2

新华网-11月26日报道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努力。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中国政府(指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比1995年减少了24.6%，占总人口比例的19.0%。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起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在2010年达到3.74亿人，高出中国近50%，这意味着15年之后，15-30岁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国高出近50%。这就需要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提高妇女生育率，扭转少儿人口大幅度下降趋势。（如表1）

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最迟在2025年印度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超过中国；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如表2）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并且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过程中，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适当增加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比例，也能够缓解国内的生态压力，减少国内枯竭型资源的开采，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实际上从1995年我国才开始成为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为该比例的上升标志着我们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了，这也相当于进口了水、耕地、矿产等稀缺自然资源，大大缓解了我国国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第二，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根据中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我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据当前的规划，我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甚至超过15%。我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专利数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我国有希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方面的世界上领先的创新者和应用者。这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约束。

第三，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著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首先从人力资源优势来看，2005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同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为8.81亿人，累积了74.89亿人·年的总人力资本，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其次从人才优势来看，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了8400万人，2020年有希望发展到1.5亿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达到3亿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专业人员规模也在迅速增加。1991年的时候我国R&D人员数量只有47万人·年，而到了2008年就已经增长到161万人·年，已经高于美国的130万人·年，以及欧盟的120万人·年。这些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巨大优势就为我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可能。

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

人口发展战略既要统筹考虑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结构、质量和分布，又要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综合战略。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应该实现人口稳定的目标，具体包括：

1、保持少儿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少儿人口并不是减少越多、越快就越好，而是应该保持在一定规模上。

2、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目标。防止2020年之后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15-29岁青年型劳动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3、保持总人口规模。防止2030年之后总人口规模的大幅度下降。

在稳定各类人口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具体来说，包括：

1、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0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3.0年，高于世界平均的67.6年，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63.7年。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完善医疗保健制度，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80岁以上。

2、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时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力争2020年达到11年，2050年应该超过13年。

3、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为8400万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国家投入，并且开放民间高等教育市场，使得这一数字在2020年超过1.5亿人，2050年超过3亿人。

4、提高我国HDI指标。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综合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它综合反映了经济、健康和教育的发展程度。2006年我国的HDI指标为0.762，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94，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我们应该力争HDI在2020年达到0.88，2050年进一步达到0.95以上。

以上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它既包括各类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也包括人口质量提高的具体目标。因此，中国应该综合采用各方面的政策，不仅是生育政策，还包括教育、就业、健康等一系列的政策，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总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现在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1980-2010年期间，先是严格控制一代人；2010年之后，再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气候门"和大气变暖的绿泡泡——下一场言说大戏

chenyiyi — Wed, 25 November 2009 15:20:41 -0800

这个绿泡泡，已经吹到了青春期了。一个人将来3、5年的生命，如果能够顺着这个泡泡的方向驾驭，会相对地得心应手；逆着它，不明智。无论你是炒股的，还是做买卖的，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是在前面忽悠的，还是后面下注的，我的朋友，该怎么做才能够赚到钱，你明白了吗？

人性、科研经费和言说

人不说话，是很难犯错误的。一旦开口，话语的发出者希望给话语的接收者的印象，和话语的接收者实际获得的印象，是一定有差距的。

我在前面的许多节里面，或许因为使用的关于中国的例子太多，可能会给读者一个误解，就是利用对言说的操控来达到一定的并不是很光明的目的，只发生在中国。其实，世界上有文字的地方，都有对言说的操控这个现象。这是人类文化的共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语言的主宰者的人性和社会的互动，决定了言说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作为学者的这批人，他们的人性的共通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学者们的一个共性是，都要拿工资，拿科研经费；都想通过自己在科研上的劳动付出，生活过得好一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研经费的来源，是可以对学者们的科研有导向的。换句话说，科研，这个本该是非常中立的事物，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就数据论数据的事情，但是一旦接受了有导向的科研经费，其中立性就会产生问题。我们权且称这个现象为人性导致的中立性偏差。这里，我们可以把人性诠释得简单一点，即使一个人为了生存，挣钱吃饭的本性，和一个人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希望挣更多一点钱的本性。

这个“中立性偏差”产生的过程是个十分微妙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我这里把这个过程的一个可能的版本简单化地描述一下。

首先，最初的针对一个课题的科研经费的拨付可能是没有太明显的倾向性的动机（为了讨论的简便，我们先这么假设好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只有如促进学术发展等的空泛的动机。获得这笔经费的学者开始了他的纯粹中立的科学研究。但是这个学者获得这笔科研经费的事件，会对这位学者的个人收入和生活质量产生一个客观的提升。这个提升不仅仅被这位学者享受到，还会被他的同事和其他的类似学科的学者看到。这必然会导致这些还没有获得科研经费的学者去努力争取获得同等或者更好的经费支持——人性所致，无可厚非。

在争取的过程中，除了分析和试图迎合这类经费的公开发布的发放标准外，学者们就是去尽量猜测其背后的其他的隐性的并无公开文字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命中率。这个猜测过程就会赋予了这类经费比表象看到的更加明显的倾向性。随着一轮轮的猜测和申请，这个倾向性就越来越明显，甚至最终会成了不言而喻的标准。

这个现象在我国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中比较明显，表现形式是这两个学科的经费是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所以，我们的学者无论做的学问多么的中立客观，也只是在某些允许的方向上的中立客观。并且，在一些讨论中，是要不断地进行自检的。就如同这篇文字一样。在中国建立人文社科国家经费资助的短短的历史（目前还没有10年）之初，这个倾向性从发起者那里，其实并不明显。但是，随后加上了一代代学者的猜测和想象，螺旋式上升，起初的一点点酵母就发起了一个大面团。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近年的许多课题越来越具备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特质了。这是我们中国发展特色的东西，在此我不准备予以评说。我只是想借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知识和基础语汇，来看看国际学术大舞台上的大演出。

全球变暖——下一个绿色的泡泡？

大气变暖这个概念估计在经过了过去几年的铺天盖地的言说后，没有国人不了解了。这个概念的核心陈述是，人类的工业活动，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导致的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加，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大大加速了温室效应，从而导致了大气变暖加速。其恶果包括两极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被淹，天气变化更加极端等。[1]目前，研究这个方面问题的学者，可谓如鱼得水，经费充足。这个词语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里面频繁出现，出现在各国领导人的口中，出现在各种经济刺激方案中，包括为了防止和全球变暖加剧的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的经济倾斜政策中。

但是，对这个“科学”理论，在今天的媒体多样化的互联网的年代，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动静比较大的，是一部叫做《大气变暖大诈骗》（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的英语纪录片。[2] 这个片子里面提出了各种证据，来驳斥大气变暖的理论，并指出了其中的所谓“科学依据”，许多是不合逻辑的和被人为操控的数据。

我早在两年前就看了这个片子，但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只是感觉新鲜而已。当时，中文媒体中，“大气变暖”这个词语的出镜率还没有那么高。尽管在世界主流的英文媒体中已经很高了。不过里面的一个论点基本符合我对于人性和言说趋势研究的假设——就是人性是会导致研究的“中立性偏差”的。

《大气变暖大诈骗》中列出了气候变暖这个理论之所以得势的众多原因，其中的下面三点，我认为是和科学家作为人的人性相关的：[3]

1) Increased funding of climate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film,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funds available for any research related to global warming "and it is now one of the best funded areas of science." （意译：对于气候研究的资金资助增加，是现在科学学科中最有钱的学科之一）。

2)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funding for global warming research. The film asserts that scientists seeking a research grant award have a much more likely chance of successfully obtaining funding if the grant is linked to global warming research. （意译：对于大气变暖研究的资金资助增加，科学家申请与此相关的课题研究，获得资助的概率大得多）。

3) Suppression of dissenting views.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me, scientists who speak out (against the theory that global warming is man-made) risk persecution, death threats, loss of funding, personal attacks, and damage to their reputations. （意译：对于大气变暖理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科学家，会被迫害、恐吓，遭受失去科研经费、人身攻击和名誉受损等损失）。

上面三点关于科学家人性的因素可以分为两面，其实和金融市场里面人性的两面是完全吻合的，就是贪婪（第1、2点）和恐惧（第3点）。

我开始注意到气候变暖这个言说和反对这个言说的言说的博弈是在最近半年。首先是美国提出了自己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是环保和新能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媒体和政府一起开始造势，再次提起全世界对气候变暖的这个“国际”问题的重视和担忧。两位美国总统级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全球暖化理论的支持者——一个是前副总统戈尔，一个是在任的奥巴马。各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也开始言必称环保、绿色、新能源和大气变暖了。各个条约由此而生；各个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围绕这个问题而沸沸扬扬；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各个风险基金蠢蠢欲试。这些让人们想起了1999-2000的互联网经济和2005-2006的美国房地产。这些，就象特制的积木一样，整整齐齐地落入了我关于言说的理论框架。我突然醍醐灌顶：下一个世界级的大泡泡，是个围绕着气候变暖的新能源和绿色环保的泡泡。我简称这个泡泡为“绿泡泡”。

绿泡泡直到昨天，还属于一个假设，但是我不想说它是个“大胆”的假设。因为当我看泡泡看多了，预测这个泡泡就不再那么没有把握了。昨天，在几个不主流的媒体看到关于一个关于“气候门”（Climategate）的报道。大意是黑客从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机构（Climate Research Unit，CRU）窃取了工作人员和研究学者往来电子邮件，从这些邮件中可以看出，通常被认为是上升的地球平均温度，其实是降低了！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James Dlingpole博客（http://jamesdelingpole.com/）详细列举了上述学者企图隐瞒与宣传需要相违背的事实，歪曲编造数据，将数据保密。[4]例如，在1999年11月16日，英国著名气候学者菲尔.琼斯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中说：“刚才《自然》杂志的麦克耍了个手段，将近20年的每阶段的气温增加了（从1981年），这是为了隐瞒这一事实，气温实际是降低了……”另外还有许多关于指示通信者将“危险”邮件删除；嘲笑和操纵所谓的“同行评议”制度等五花八门的内容。这些都成了大气变暖这个理论后面的科学家们捏造数据，控制舆论的证据。大量的关于这些邮件的详情可以从Dlingpole的博客进行跟踪。

我估计这场言说战打得再怎么激烈，这位Dlingpole的博客被封杀的事情是不大会在西方发生的；这个是不同于中国的，高一些的底线，在互联网国际化的年代这个底线还是可以依赖的。

但是这不表明西方的媒体并不被操控。今天（2009/11/25），我到CNN搜Climategate这个关键词，竟然没有任何搜索结果；旁边的google 互联网搜索，明明摆着有159000个相关网页。毋庸置疑，CNN已经被河蟹掉了。估计是自己内部的事情，和我们的中宣部一定是没有关系的。

而到了最近一直和白宫打嘴仗的Foxnews.com上一搜，竟然在这个网站内部，就有134个结果。

这是个小小的细节。我不想对大气变暖这个两派科学家争论的话题进行一个判断，我的学术训练也不够格对这个论题进行一个判断，也没有机构给我科研经费让我做这个判断。但是根据我对言说这个社会现象的研究，在两个重要新闻网站上的对此次事件的处理不同，足以让我有把握判断这个小小的细节背后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事件。

这次的绿泡泡的鼓吹者其实已经有了许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许多参与的国家，包括中国，众多的在科学界、媒体、政府的工作职位被创立，拉动着内需和外需。这场大气变暖的言说大戏，已经囊括进了政治、国际关系、科学、文学、金融和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利益。换句话说，大家都已经入戏了。叫停这场戏，对于所有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将是血本无归的坏买卖。没有人干。

而对于唱反调的几个“小丑”，在无法禁止的情况下，低调处理这个言说的词汇，就等于禁止了言说。把关于ClimateGate的新闻放到不起眼的位置，或者改换用语，将其描述为另一个黑客事件而已，就是在这个言说横流的滔滔汪洋中，对其的很有效的扼杀了。

[1]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http://zh.wikipedia.org/zh-sg/%E5%85%A8%E7%90%83%E5%8F%98%E6%9A%96了解更多；但是这个中文版本还是翻译加七拼八凑，该文的英文版更加系统全面。2009/11/25登录。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reat_Global_Warming_Swindle，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_controversy，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s_of_global_warming，均登录于2009/11/24。

[3] 引自上面列出的维基百科词条。

[4] 另见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jamesdelingpole/100017393/climategate-the-final-nail-in-the-coffin-of-anthropogenic-global-warming/，http://www.climatedepot.com/等网址。于2009/11/25登录。

三篇关于美国的报道——对言说的求是研究的难度

chenyiyi — Tue, 24 November 2009 13:54:58 -0800

在美国XX城市，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翻在地，不省人事，竟然有十来个人围观，却没有一个人出手搭救，直到后来救护车赶到，受害者才得到救助。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通过一篇中新社的关于美国加州学费增长32%的新闻报道，讨论了关于这如何结合中国的高房价，客观促成了中国新一轮优秀青年向美国的流失。其间讨论的重点是这个流失的原因，但是也在几处点到这篇中新社报道的特点。我们这里用这个例子为引子，继续讨论在众多的言说中寻求事实（求是）的难度。

为了讨论方便，这里我们再次全文引用这篇报道：[1]

中新社旧金山十一月二十日电

美国加州大学学生抗议校方增加学费的示威越演越烈。

学生占领教学大楼，与警方对峙，要求校方允诺不增加学费，不削减课程，不裁老师。

加大董事会十八日在洛杉矶分校开会，十九日通过了下一学年增加学费百分之三十二的决定。从十八日起，加大十个分校学生分别举行规模不等的抗议示威和罢课行动，以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最为激烈。洛杉矶分校警方逮捕了十四名到场抗议的学生，伯克利分校师生则在校园集会游行，号召连续三天罢课抗议。

二十日清晨近六时，几十名伯克利学生冲进维勒大楼，将楼门反锁。他们要求校方撤销增加学费的决定，并允诺不裁老师，不削减课程，同时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记者在现场看到，风雨交加的伯克利校园，人群不断往维勒大楼涌去。警察在四周拉起黄色警戒线，大楼一侧停着七辆警车，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将大楼全面包围。西面三楼的一扇窗户打开，露出几个学生的脑袋，他们打出标语，并与楼下声援的学生遥相呼应，高喊口号，“教育免费，不加学费，不减课程”，“这就是民主”。

[伯]克利分校新闻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维勒大楼是人文科学系所在。学生占据维勒大楼后，校园警方成功进入一楼，并逮捕了两名学生，一名教授。但二楼被学生用自行车锁和坐椅封锁，警察不得而入。这位发言人说，校方正在评估学生的要求，尽快让学生撤离大楼。

中午时分，越来越多的学生赶来声援。示威学生手拉手组成人墙，警方不得不用铁栅栏将学生挡在警戒线外。一时间学生和警察发生近距离冲突，学生被推攘跌倒在地，高喊“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谁的学校？我们的学校！”

加大其他校园也同时爆发示威活动。戴维斯分校学生昨日占领行政大楼，警方逮捕了至少五十名示威者。圣塔克鲁兹分校学生也占领了学校一栋大楼。

因加州政府削减拨款，加大面临巨额赤字。总校长尤道夫表示，涨学费是唯一选择。加大将从明年春季开始上涨百分之十五，夏季再涨百分之十五。不包括杂费和键保费用，加州州内学生仅学费就需要多缴纳两千五百多美元。加大一年学费将首次超过万元。

从新闻报道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很合格的报道（除了中间漏掉一个字，我用[ ]标出了，我推测可能是163的网络编辑在Ctrl C和Ctrl V的过程中的疏忽，而非原稿的问题）。因为报道的题目就是“……抗议……越演越烈，”所以报道的全文795字里面，682字（约86%的篇幅）都在描述这个“抗议”是如何越演越烈的。只有最后一段的112字简单交代了这个抗议的背景。根据报道的题目，我们作为言说的受众，完全可以假设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客观、公平、全面的关于抗议这个事件的报道。如果读者吹毛求疵的话，可能会挑战“越演越烈”这个修饰语。

因为事实是，这个遍布很多加州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既没有人员受伤，也没有什么财物损失。人数也在当日逐渐递减，当晚就结束了。第二天也就没有人再为此事进行什么公众活动了。如果真的到了现场参加或者看了这次抗议行动的有猎奇心态的中国人，可能会十分的失望——这哪里是我们国人想象的学生游行抗议闹事儿啊？大家说说笑笑，时不时喊喊口号，时而和面对面的警察说说笑笑（警察也和学生们说说笑笑），情侣们打打闹闹，时而接个手机，发个短信，用手机照张相，有的还干脆找个地方坐下，吃起了刚从餐馆买的外卖三明治。但是报道的题目总要有个修饰语吧，“越演越烈”并不过份，尤其是如果考虑到记者是在抗议活动刚刚开始时去看的，应该的确会看到人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大部分课都已经下课了。怎么个越演越烈呢？自然描述的重心要放到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中去了。于是有了下面的一连串关键词：

“风雨交加的伯克利校园……警察在四周拉起黄色警戒线，大楼一侧停着七辆警车，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将大楼全面包围……校园警方成功进入一楼，并逮捕了两名学生，一名教授。但二楼被学生用自行车锁和坐椅封锁，警察不得而入。……警方不得不用铁栅栏将学生挡在警戒线外。一时间学生和警察发生近距离冲突，学生被推攘跌倒在地……加大其他校园也同时爆发示威活动。戴维斯分校学生昨日占领行政大楼，警方逮捕了至少五十名示威者……”

在这几百字里面，警察的“警”字出现了10次，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也是整个报道的核心线索。作者选这样一根红线来贯穿这个报道，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报道要说的是“……抗议……越演越烈。”而面对的读者是中文读者，是十几岁到百十来岁的中文读者（核心可能是20-70岁之间的？），对于这些言说的受众来讲，抗议和抗议的越演越烈这个主题，是有一些固定的词汇与之配套的。这些词汇的彰显自然而然的成了这篇报道的红线。

我不想对这篇报道和作者进行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评说。上面只是做了个利用言说的理论分析这篇报道的练习。我们看到了几个言说的特点。首先，言说是要通过言说者的语汇库来实现的（中新社的这位记者的语汇库是他所学习和使用的中文）。其次，言说反映的是言说者的立场（突出“警”字是为了突出抗议的升级）。最后，言说者的立场又是被之前的言说说确立的（我们可以想象，突出“警”这个词汇，不是报道者生而俱来的本能，而是后天通过阅读中文报道潜意识地学习到的）。

另外一点言说的特点，也就是言说是有强势和弱势之分的，言说的博弈是一场由强势言说所主导的游戏。我们来回国头来看看这篇很中性的报道，我也相信，背后没有什么阴谋或者阳谋来唆使或者篡改这样一篇报道。但是，恰恰是这篇报道中，报道者选择不列出的东西，导致了被言说者所处的弱势的地位：

1、在说到“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时，报道者并没有指出，美国的警察在工作岗位上，都永远是荷枪实弹的，无论是地铁里面的治安警，刑警，交通警，校园里面的校警，无论是开车，骑自行车还是骑马的，都无一例外。这是个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有着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是当“荷枪实弹”这句话用中文如此写出来后，如果不加解释，被对这一制度不了解的中文读者理解到的，很可能是，这一定是个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是个暴力活动，否则不会“荷枪实弹”的。但是，这个报道的记者应不应该在报道中解释这个事情呢？自然是不应该的，否则就跑题了，会很别扭。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呢？我想是有的，就是不要提“荷枪实弹”这四个字，这样既没有传达错误的信息，也更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了。当然，我不是想说这位记者有意煽情吸引读者——他何必呢？或许，这位记者刚刚被派到美国，对于美国警察总是持枪这个概念不了解？你信吗？我自己是尽量往人性善上想，往好里想的。

2、作为记者，在这样一篇报道中，并没有义务去收集事实并且进行说明的，是关于这个学费增长的其他信息。记者提供了最后一段，已经尽职尽责了。在说“加大一年学费将首次超过万元”时，是不需要讲这个万元的学费相对于加大提供的教育质量，仍然是很便宜的，和UC Berkeley和UCLA具有可比性的许多常青藤名校，一年学费都在4万左右了。另外，在这份涨学费的声明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这部分额外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一强会被拿出来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际上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大了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换句话说，是在通过这个涨价“劫富济贫”了。

我们通过上述两点可以看到，恰恰是一些记者没有透露，根据这个报道的题目也不需要透露的信息，微妙地剥夺了这篇报道的被言说客体的重要的知情权。而恰恰是这些知情权的丧失，会让被言说客体产生一些并不客观的对这些报道的感情上的反应。我们把这个反应的结果设想的庸俗一点，其中的一个版本可能是“你看看，美国人借钱消费作孽，巨额赤字，校将不校，大涨学费，学生闹事儿，警察镇压（都荷枪实弹了，难道还不算镇压吗）；美帝国主义衰落在即，它的债主，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和赶超美国指日可待；而我们中国，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学费连一万人民币都不到，还有奖学助学金，还是中国好啊！”

我推测的版本可能把被言说者在言说中求是的本领，以及看待社会事物的档次估计的太低俗了？实在抱歉，他只反映了我本人的低俗的水平，和我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龌龊，不能够代表我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大家读着就权当图个乐呵。

如果读到这儿，您还没有骂我“胡说八道，不知所云”，那么我下面接着通过另外一个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聊聊关于“对言说的求是研究的难度”这个话题。

大约一年多前，我看中央新闻台的新闻，当时正值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表现出了震惊世界（央视话语，非我杜撰）的救灾热情，尤其是80和90后的年轻人的许多自发的感人举动，常常让电视观众泪流满面。

一天，在铺天盖地只讲汶川地震的新闻台里面，出现了这样一则报道，大概的内容是，在美国的某个州的一个城市中心，一个人被一辆汽车撞飞起来，之后飞落在地，不动弹了，围观的人十来个，除了有人伸手摸了摸，没有人搭救。有人电话报了警，几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赶到，医护人员动手将受害者抬上担架。我为什么对这些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因为这是一段有录像的新闻。

新闻使用的应该是美国那个城市当地电视台的画面，画面上用马赛克部分遮挡原电视台图标的痕迹明显。撞车的画面是街边的小店的监控录像机录下来后，由电视台取得的，之后还有段简短的对一个目击者受采访，她讲，她看到了人被撞的场景，是有人在飙车，她和另外几个人都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打了电话（911），急救车几分钟就到了。

以上我描述的是这段录像的图像内容。在这段图像言说的基础上，是中央新闻台的播音员配上的文字言说，带有很强的气愤和嘲讽的态度，大致是这样讲的“在美国XX城市，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翻在地，不省人事，竟然有十来个人围观，却没有一个人出手搭救，直到后来救护车赶到，受害者才得到救助。”之后还加了编者按，原话我记不得了，大致的意思是说：“这样的见死不救的场景，让我们看了不禁心寒（潜台词是，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举国救助5.12大地震的受害者，感人事迹层出不穷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录像+文字的言说，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了，就是美国人“见死不救。”不希望、不愿意、或者没兴趣在这个言说版本中求是的被言说者，对于接受这个言说，以及这个言说的出发点，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由于对这个言说的接受，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结论，也是可想而知的，就是中国人的善心和救死扶伤的精神是比美国好多了的。

可是如果对这段言说进行求是的研读，我们来看看几个背景。首先，接受过急救训练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人有可能脊柱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是不能够对这个人的身体进行随意挪动的，只能够由专业救护人员来判断，之后挪到对其颈项有固定作用的担架上。否则此人很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这，是我解释十几个人对此人看而不挪动的原因。如果你和我争论这是我为美国的这个“可悲的见死不救”的事件找的托辞，我就没有办法回复你了，我只能猜测这类“新闻”言说对你是很成功的了。我们谁也没有能力去找那些目击者问他们为什么不挪动那个受伤的人了。

但是，因为我是受过这种急救培训的，我在这种场合也不会去挪动这个受伤的人，你可以说我自私和见死不救，但是我至少不是无知地勇猛。我知道如果此时有人把他手脚拎起来，放到一个出租车或者小轿车的后座上，对他的伤害很可能是致命性的。其次，我是知道在这种情况的发生后，在美国的急救车和警察是能够迅速赶到的。这一点，是对这个社会的制度的高度信任，这个信任不是来自言说，而是来自事实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经常开车，你会知道听到警察、救护车和救火车你的第一个反映是什么——第一时间停车，判断急救车的来路和位置，尽快往给这些车让道的地方靠。这一点在美国是没有例外的，无论是在车很少的高速上，还是在拥堵的市中心上下班高峰期。这个细节在言说的录像版本中有足够的事实证据，就是在那样一个市中心的街头，事故发生的几分钟内，几辆警察和一个救护车就赶到了。我想问问在北京和上海开过几年车的同胞们，你觉得这在北京和上海有可能吗？

2002年，我在北京的西四环上乘出租（当时我已经8年没有回国了），车少有的比较多（那时的西四环很少堵车），听到后面有一辆高音警报长鸣的奥迪警车（或者是军车，我记不清了，当时对军、警的车差别也没有概念）。我对司机说，你还不赶紧靠边让道？司机冷笑，“靠，不知道哪个XX又喝多了，带他家小姨子兜风撒泼呢！我才不让呢！”我愕然，问，那万一人家是去抓劫匪或者救人，怎么办呢？“去他X的，爱咋着咋着，反正不是救咱老百姓，你看看周围的车，谁让他丫的了？开XX这车的，没丫几个好人。”我一看，果然，不仅没有人让道，有的还故意叫板，和这辆为哇乱叫的奥迪抢道，就是不让它超车，另外几辆车也似乎有着默契似的，帮着这辆车给这个奥迪“添堵”，都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奥迪的玻璃贴着深色的隐私膜儿，别说乘客，连司机也只能看到只手而已。我想，这要是在美国，警察还不得出动直升机，架上机关枪对付这些蓄意妨碍警务的车？后来，我开车也从来不主动给北京的警车让道了，原因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补课，不得不相信这位出租司机的“言说”。对于救护车和救火车，我总是能让就让让，万一真有病人呢。不过这是后话。

正是这类经历，让我意识到，估计在收看那段短短的一分钟的新闻的广大观众中，几乎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在那样的交通状况下，几辆警察和专业救护车能够在几分钟内赶到，其背后意味着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秩序和效率。而这些秩序和效率后面，是什么样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又能有多少个象我的那位2002年的出租师傅那样愤世嫉俗的司机呢？

如果说这段美国地方电视台的录像，不是我们哪个驻外使团的新闻组提供的，或者我们的驻外新闻机构在看地方新闻时“发现”后传送给中央台播出的；如果说些这篇中文新闻稿的言说作者没有教化国人“我们救死扶伤，人家见死不救”的目的，你胡弄小孩子呢？在这段新闻使用的录像中留下了警察救护车几分钟赶到的信息，应该是编排人员工作失误或者“业务知识”不熟，没有剪切掉，造成了图像和言说文字稿的脱节。但是能够辨认出这个脱节，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再次看到，被动地接受言说，被言说者所获得的信息，很可能是不符合真实本身的。但是，即使有意识地寻求言说中的“是”，如果对许多没有摆出来的，言说的“外延”信息和知识，没有一定的了解，也是十分困难的。

我是对“阴谋论”多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的。中国那么多的新闻，利用所有这些策划阴谋也是个莫大的工程，几乎是不切实际的。例如上面的第一个关于加大学生抗议涨学费的报道，由于是紧随事件而产生，被“阴谋”了的可能也是很小的。但是，没有被“阴谋”了的新闻报道，也不一定就会与生俱来的客观。因为新闻作为一种言说，反映着言说者的视角和出发点。我们上面多次提到，根据这篇报道的题目，这位记者的报道是很全面、中立和尽职尽责的了。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了这篇报道的题目上了：“美国加州大学学生抗议校方增加学费的示威越演越烈”。为什么题目不能是：“美国加州大学学生抗议校方增加学费”呢？如果题目定成这个，报道描述的中心就不再是“抗议的越演越烈”了，而是“增加学费”这一点了。读者也会要求，记者也该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了。至于记者为什么会定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题目，只有记者本人最清楚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降给自己“美化中华（丑化美国）之大任”呢，还是他的领导在审稿和定稿时有什么明示或者暗示呢？从稿子的内容侧重和文笔，我推测是前者。如果是，我觉得这属于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中，对什么是客观的报道，什么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言说，需要划清界限，才能够给读者更多的信息和数据，少了许多的新闻“导向”。对于读者，也少了许多在言说中求是的困难。

第三篇关于美国的报道，我是摘自一位网上署名“大大大”的作者的文字。我尽量保留了他的原文，实在不得不和谐的，和谐了一些。[2]

广州日报登过这么一则新闻。公平起见，以下是全文照搬。

据新华社电：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25日宣布，2006年连开近50枪射杀一名黑人准新郎的3名纽约警察所受指控不成立，法庭判他们无罪。

无罪判决遭到许多人质疑，纽约警方为此做好应对骚乱的准备。

"这是一起谋杀"

宣判当天，纽约州最高法院一个法庭内挤满旁听者，包括遇害人肖恩•贝尔的未婚妻和父母。约有30名警官在现场维持秩序。

法官库珀曼宣布，警员迈克尔•奥利弗、杰斯卡德•伊斯诺拉所受一般杀人罪和其他指控均不成立，警员马克•库珀所受因疏忽使他人置身危险的指控也不成立。

库珀曼说，3名警官当时"对原告作出的反应不构成犯罪"。原告方除对案件"提出合理质疑"外，未能证实其他任何观点。他说，包括被害者好友在内的原告方许多证人证词不可靠，"证人的证词就是说不通"。

在法院大楼外，大约200名示威者对着摄像机镜头愤怒地高喊口号。其中一人喊道："他们是谋杀者，罪犯，应该下地狱！"

现年42岁的前警官洛伦佐•斯蒂尔在监狱系统工作了12年。斯蒂尔说，判决是"一个耻辱"，"我们绝不连开四五十枪……这是一起谋杀。"

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说，他不希望因此出现暴力事件。他说："这样的审判没有赢家。一名无辜者丢掉性命，一名新娘失去新郎，两个女儿没了父亲，一对父母失去儿子。"

布隆伯格说："法官库珀曼的责任是基于法庭证据对案件做出判决。美国是法治国家，虽然不是人人赞同法庭的判决和观点，但我们尊重法官的权威……我们不希望出现暴力违法事件。"

案情回顾

婚礼变葬礼

案件发生在2006年11月25日清晨，受害人贝尔计划当天举行婚礼。贝尔当时在纽约一家夜总会参加完单身派对后，在夜总会门外遭便衣警员奥利弗等人射杀。警员怀疑贝尔持有枪支，但事后调查表明，贝尔没有携带和使用武器。

全文完，别怀疑，关于案情真的只有这么一行。剩下的文字全都是在控诉美国司法的不公。

但这次事件的全貌却是这样的：这个被害者肖恩•贝尔，其实应该念作尚•贝尔，是个有三次前科的毒贩，其中一次就是非法持有枪械。因此在他的单身派对上，有七个人是卧底警察。被害人先是暴力攻击了一名妓女，然后叫他的一个有九次前科同伴去拿枪。这已经构成了故意犯罪的犯罪故意。为了避免有人被杀，警察叫来了后援组。在对峙中，被害人无视警察的命令，驾车两次冲撞拦截的警察和警车，随后冲向被告的三名警察，这已经构成袭警的实际行动，美国是个人人有枪的社会，即使是被警察截停的司机双手擅离方向盘，警察也有权立刻开枪。何况他们面对的是高速突击的杀人武器。警用的格洛克自动手枪，自动射击时射速是每秒钟20发，三个人开51枪根本就是一瞬间的事，恐怕也谈不上穷凶极恶。

尽管这个被打死的黑人被证明酒后驾车，但他依然是受害者。而警察虽然被判无罪，但都因失职而被辞退，并面临民事索赔。文中多次强调被打死的是个黑人，却没有提到被告的三个警察里面有两个也是黑人。显然，报道这个事件的中国媒体觉得这都是些无关紧要，读者只需尽情的愤怒，控诉美国司法的不公，人权状况的糟糕即可。

事实上这种例子也只能用来攻击美国还不够民主，还应该更加民主，[此处和谐掉92字]。

我这里不想对“大大大”的引文和后面提供的“事件的全貌”进行任何辨别真伪的工作，没有什么必要花这个精力，也不想做任何评论。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从这些言说里面，求出是，是有困难的。“大大大”的这篇文字也有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在言说中求是，重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因为为了能够对这些层层嵌套的言说，剥皮去骨，求其背后的是，需要的是许多的知识，许多的归纳，许多的分析，和许多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言说中求是，我们不得不学习许多的外语，针对某个主题或者事件、问题，看各种各样的言说，从中求是求真。

不过，这，难道不正是一些专业的学者的一生所要应该去做的事情吗？

[1] http://news.163.com/09/1121/06/5OKHGSN9000120GU.html，登录于2009/11/23。

[2] 华夏快递2009年11月19日，“为了忘却的记忆，”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4282，登录于2009/11/24。

加州州立大学涨学费+中国房价飙涨——中国优秀青年下一轮大量流失

chenyiyi — Mon, 23 November 2009 14:27:33 -0800

想一想，多么完善和美好的循环：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高（几十年年均10%+？），百姓收入的增长却那么少（几十年年均？%），房价飞涨（一部分是土地飞涨 =政府收入），这些导致了中国国家财政的暴增，一部分拿出来买了美国的次级债和金融衍生品（想想黑石的壮举和垄断企业们的打掉牙往肚子里面咽的燃油定价衍生品，以及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交易）；这些被从中国赚走的钱，一部分进入了美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中国的精英青年，部分由于买不起房子决定到美国读书之后进入美国的社会体系，被这部分钱中的一部分资助——本来就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被这样又花到了中国老百姓中的精英们身上。只不过这些人，不是将来全都会回到中国的；其中的大部分，将永远留在了美国，他们的孩子，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了。

当然，这些被美国人用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劫富济贫搞到的钱，教育出来的中国精英，和那些自愿就到了美国受教育的官（商）二代，今后仍然会如当年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齐鲁学堂教育出的那代精英一样，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也是必然的事情。

这一轮文化间的博弈，中国文化又未战先输了。

距离我上次提起关于此次金融危机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话题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在之前的讨论中，有的是对事实的描述，有的是大胆的假设，有的则只能够是战战兢兢地“杜撰性假设”（见“对言说的求是研究的难度”一节）。

我前面几节提出的，[1]符合大胆假设标准的一个观点是，此次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我给出的原因是，在过去的几年，在美国有两个巨大的增长。一个增长是许多房子在没有任何质量改变的前提下价格猛涨，圈了来自美国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大量的现金进来；另一个增长，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私立大学教育，在没有本质的质量改变的前提下，以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的速度提升，比短短的几年前，涨了接近一倍或者一倍多。[2]

但美国的私立大学疯涨学费的时候，提供的教育水平不相上下的好的公立大学的学费，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就不得不涨。由于种种原因，私立大学一般和政府、华尔街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往往会更早地进入一场大戏的角色，开始协调地“与时俱进”。不过这些都是我当时的推论和大胆假设。但是当时是没有数据支持这个假设的。不过，从言说论的角度来观察，当时的为公立大学涨学费的言说大戏已经拉开的帷幕。以加州为例，重要的言说包括：“加州的财政赤字已经大的无可补救，”“连中小学的经费都被忍痛大量裁剪，”“加州的大学为了节省经费，许多员工被迫休无薪的假期，教授们的工资都冻结不涨了（这些多是事实发生的，不属于纯粹的言说），”“长此以往，加州公立大学的教育和科研质量将每况愈下，”“长此以往，加州就没有竞争力了”等等。于是，我在几天前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下面引用的是中新社的报道：[3]

中新社旧金山十一月二十日电

美国加州大学学生抗议校方增加学费的示威越演越烈。

学生占领教学大楼，与警方对峙，要求校方允诺不增加学费，不削减课程，不裁老师。

加大其他校园也同时爆发示威活动。戴维斯分校学生昨日占领行政大楼，警方逮捕了至少五十名示威者。圣塔克鲁兹分校学生也占领了学校一栋大楼。

虽然我们的中新社的言说版本重点放在在了加州各个大学校园的学生示威活动上，而只是“捎带脚”地点出了学生示威的原因，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而知（或者不屑去猜测）。其实在美国的众多的校园里面，热热闹闹的游行示威十分频繁，几乎一年下来，平均周周都有。涨学费这个是个事实。加州大学系统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顶梁柱。“加州大学系统总共有十个校区，管理着三个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它拥有诺贝尔奖得主55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357位，占美国国家科学院总院士2039位的近1/5；拥有全职学生20多万人……”[4]在加州大学中，最著名的如UC Berkeley, UCLA等，都是加州以致全美和全世界顶级的名校，在加州，只有斯坦福和加州理工大学在整体上和一些大的分类上可以和这些加州大学中的名校媲美。

中新社的言说版本还漏掉了大学董事会的头儿这样的一句话，“My biggest fear,” Mr. Yudof said, “is an exodus of faculty.”（尤道夫说，“（为什么决定还是涨学费？）我最大的担忧，是（出色的）教师离开加州大学系统”。）[5]

32%的增长率不是小数字。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加州，这个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中房价增长最凶猛的几个州之一，它的百姓中的孩子的大部分，都会去加州大学上学（因为虽然涨了许多，但是相比于同类的其他州的私立院校，作为加州本地居民交的学费，还是便宜了超过三分之二了；另外加州的气候优势和离家近的特点，也是很大的吸引力），这个事实，和前面几节我们谈到的史密斯夫妇房子里面出来的“浮财”，如果联系在一起，我想大部分人是可以看出钱的流向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各种言说的掩护和喧嚣中，看清楚这个流向并不容易。况且这些钱的流动，并非是从史密斯的帐号直接转到汤姆森教授的工资单里那么简单直接的。如果那样，不就成了计划经济，中间的各个环节需要不断拉动的内需（如各种中间人的佣金等等）谁来负责拉动啊？这么简单，世界各国也不会那么愿意掏钱赞助这场言说大戏，愿赌服输了——太明白了，就没有意思了。

这一节的题目中还有一句话：“中国房价飙涨——中国优秀青年下一轮大量流失。”那么这句话和上面讲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上面讲到的现象和配套言说的出色掩护，实际上成功地让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成了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的最大的和最终的受益者。美国的大学收入的增长远远超出了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另外，就是各个大学的Endowment（募捐来的基金）在金融危机正酣时，都有大量的缩水，但是最近几轮的补涨，许多基金不仅仅损失被找回来的，有的可能还创了新高。这些捐赠基金和国内的大学最近刚刚开始模仿的基金，数目不是一个量级。例如哈佛大学的这个基金曾一度达到349亿美金，[6]这是举足轻重的资金，其每年的投资收入，不仅仅大量资助着学者们的科研，也有许多根据各种条款，进入了教授们的收入中。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赘。

而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干什么，这个不需要我在这里唠叨。有耐心将这一节读到这里的读者，大家都心知肚明吧。

在这种中美教育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面临再一次把距离越拉越大的美国的大提速的前提下，我们来看看我们各个国内一流大学的在读的优秀学子们所面临的选择吧。

这些出色的学生，面临几个毕业后的前途。我们所要讨论的是那些真正学习出色，又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学生。我们先来排除几样：

（1）如果不是政治嗅觉特别敏感，或者和爹妈是中级干部的（为什么不说高级干部呢？见下），早早地在大学里面就成为中流砥柱的党团干部的，估计今后也进不了暴利的国企或者成为xxxxxx的公务员；能走过这座独木桥的，毕竟这个是极少数。

（2）爹妈是高级干部的，或者格外有钱的，不参与竞争——本科许多都在国外读的，许多可能从初中高中就开始了。

（3）毕业到公司干，或者一般单位，或者大学企事业单位干，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买房。

（4）考研和保研的，早晚也要进入就业的大军，goto à(1), (2), (3)。

我们发现，大学中的精英，要考虑的是他们将来相对于房价的超低收入，如何让他们能够毕业后（无论是本科、硕士和博士），尽快有自己的家呢？似乎这是一个死结，无解。他们已经没有他们师兄师姐们的福气，在工资和房价比还靠谱的时候，买了房子。这些师兄师姐里面，有的没有模仿他们当时的师兄师姐，考托考G，申请到美国读书；有的即使出去了，其中有的又已经回来了，买了房的，收入都够花的。

但是，他们这一代，是怎么算也买不起房子了。怎么办，想起的是师兄师姐们的师兄师姐们的传统，考托考G，申请到美国读书。

于是，我不能够说全部甚至许多，我只能够想象，在目前的高房价，让大学毕业生短期内看不到购房的光明的前提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最出色的孩子们，选择到美国来读书。因为到了美国，至少毕业后，有和自己的努力成正比的前景可以期盼——有房买了住。这些，他们的师兄师姐们，和他们的师兄师姐们，是不会骗他们的。

而这时的美国的大学（包括研究生）教育的一个原则，并没有丢失，就是“不拘一格培育人才。”用今年比较流行的词语讲，就是“如果是人才，不差钱。”

何以证明美国会这样，Well，过去一百多年，它是这么做的。如果需要基于事实的证明，我们来看看加州大学校董的一段基于事实的言说：“The fee increases would be balanced by a raise i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needy low- and middle-income student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the Board of Regents. The tuition hike is expected to raise $505 million for the university system, and about $175 million of that money would go toward financial aid for low-income students, the board said.”[7]

(“学费的增长将被对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的增长冲抵一部分，根据董事会的声明，此次学费涨价将为学校带来5.05亿美元的收入，其中的1.75亿美元将用于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

多么深思熟虑的制度和经济手段！这其实就是“劫富济贫”。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限制中国籍的学生得到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是一定会资助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学生的学习和科研的。即使不是这些钱本身，也会有其他的经费，因为有了这些钱，被解放出来资助中国的学生。

这一轮文化间的博弈，中国文化又未战先输了。

[1] 如以下各节：“都有谁上了套儿？”“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系统，”和“金融言说博弈的最后一个话题：危机后的美国和世界”。

[2] 这里给出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学校的例子，美国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详情见：http://www.dfa.cornell.edu/dfa/treasurer/bursar/studentsparents/tuition/，于2009/11/23登录。

[3] http://news.163.com/09/1121/06/5OKHGSN9000120GU.html，登录于2009/11/23。

[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E%E5%A4%A7%E5%AD%B8，登录于2009/11/23。

[5] http://www.nytimes.com/2009/11/20/education/20tuition.html，登录于2009/11/23。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7). ""Harvard's Fund Returns 23%, Boosting Size to $34.9 Billion"". Retrieved August 21, 2007. 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vard_Management_Company#cite_note-1，登录于2009/11/23。

[7] http://www.cnn.com/2009/US/11/19/california.tuition.protests/index.html，登录于2009/11/23。

近现代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对言说的掌控

chenyiyi — Fri, 20 November 2009 11:34:12 -0800

在犹太文化研究这个行当摸爬滚打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了，在各种场合，无论是在学术研讨会，还是以色列人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聊天；无论是在中国用中文，还是英语、希伯来语；无论是和犹太教或者犹太裔的学者，还是和基督徒、无神论者的观点，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总是被提出来。而且，说着说着，话题就集中到了这两个文化相似之处。往往如果这个对话的参加者中有中国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还会引申到中国文化需要从犹太文化中汲取什么样的养分，来补充自己，改造自己，从而将那些做得还不如犹太人的方面，也迎头赶上。

听的多了，许多的东西也就很落入俗套了，耳朵磨出了茧子，心灵也就没有了该有的震撼，大脑也就没有了第一次听到想到时的激动的反应了。这些比较点中最为常见的，包括两个民族的勤劳，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善于做生意，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有灿烂不息的文化，都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有被屠杀的经历（二战的纳粹屠杀集中营中的犹太囚徒，日本兵的南京大屠杀），等等等等。

如果参与讨论的多为学者，问题的层次还会上升和细化到，对自身文化经典的漫长和艰深的诠释传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等等。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没有人提到任何的这两个文化的弱点，尤其是这两个文化所共有的弱点。难道是因为这两个文化各自都没有缺点和弱点吗？还是彼此讳莫如深，这一点，我无从知晓。但是很有可能的是，大家都不想将愉快的谈话，变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批斗会。谈弱点，各自当然会不愉快，当然会在触到痛处时，格外尴尬。正如一位学者所讲，我们研究一个文化，何必总是盯着这个文化的问题和缺点不放呢？研究这个文化，就是为了能够了解它的优点，看看有什么能够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我是认可这个说法的。如果一个人和别人相处，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喋喋不休，而看不到别人的好处，去进行发自内心的赞扬，这样下去，这个人是无法和别人搞好关系，严重了还会人人喊打。同样对于研究一个文化的学者，看不到对象文化的优点，总是对着人家的缺点纠缠不放，就如同这位人人喊打的人了。在做人和做学问上，本来可以避免的麻烦和不愉快，只要回头是岸，专注于文化的和别人的优点，就自然地避免了。况且可以做学问的空间很大，何必总是盯着容易让人不愉快的那个部分呢？

但是，对于自己的文化，如果只能够看到优点，从来对缺点避而不谈，作为一个文化的思想者，或者忧国忧民者，或者古时候叫“士”，现在叫“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一小部分人，就属于对自己民族的失职了。希伯来的先知多被老百姓认定是疯子，被统治者看作眼中钉和肉中刺。即使是中国的孔子，还“吾一日三省吾身”呢——这话由心计悠悠的孔老先生说出来，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修身了，他的哪句话不是含沙射影地在说给统治者听的呢？

那么，我们不说犹太人的不好，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借用他们做一面镜子，来照一照我们自己的问题。下面的两点初次见诸文字，先要声明，俺既不反犹（当然也没有什么理由爱犹），也不反汉（华）文化（我现在写东西的文字就是汉文化的字）。是我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深深的爱，常常导致我深深的痛，从而说一些狠狠的话。不过，下面的话，不是于事无补的一些发狠的话，而是一些多年的思考导致的大胆假设。有的东西可能可以求证，但是许多心理和人文的东西，估计听者承认了也就承认了，是无法求证的。即使可以求证出冰山上的一角，也是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对资源的浪费。

前提条件：我的总结只立足于我的有限的精力能够通过被有意无意控制的资料，学习到的历史知识，加上我的有限的生命和财力，所能够经历的时间和空间，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就是许多观察是基于以色列的复国和现世的犹太人，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和现世的中国人的（所以每一点我都加上“近期”这个修饰语）。有的是经过自认为缜密的思维的，有的则是无法去缜密思维，只能够靠直觉，但是自认为并非胡擂的。考虑到种种原因，每一条都不想展开。

（1）两个文化近期各个阶段的统治者，由于各自的近代历史的经历，都很敏感，敏感到有许多时候甚至到了心理变态的程度。表现在具体做法上，就是别人不能说他们的缺点和问题，如果说了，就歇斯底里地反击。说的错也要反击，说的对也要反击，总之是要反击，搞得最后谁也不关心对错了，反正是要反击的。虽然都是古老的文化，在这个做法上很像青春期的逆反少年。

（2）两个文化近期各个阶段的“正史”，在很大程度上宣传的目的超过记载历史的目的。为了宣传，没有的事情有时候被杜撰出来（无中生有），有的小事情被夸大（夸大其辞），大事情被缩小（含糊其辞），甚至于被消灭。热衷于编故事，说谎话。为了服务于宣传和统治的目的，对自己国民的长期不懈的洗脑。换句话说，就是对言说的掌控炉火纯青。

一个必须给予的Credit，就是这节内容是我在阅读了署名为“大大大”（估计一定是笔名了）的24岁的现居加拿大的，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在2009年11月19日的《华夏文摘》中发表的一篇近10万汉字的对中国的政治的看法的文字后，产生的冲动而写就的。这篇文字在墙那边的朋友在2009年11月20日这一天是看不到的（今后会不看到，不知道，但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会的）——这个网站被屏蔽。但是此文表现出了一位1985年出生的年轻人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现状，尤其是政治现状的深邃和精辟的认识。他的认识有的难免偏颇，有的难免过于悲观，有的过于调侃和愤世嫉俗。但是总体上讲，我这个七十年代初生，比他大将近十五岁的人，在一气呵成阅读完这篇文章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这位年轻人作揖面拜。这篇文章让我感动于这位八零后为了拨开迷雾，看清本质，所做的大量的努力，包括阅读和思考，他的独立思维能力，他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深深的爱和怒其不争。最为让我激动的，是这样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的力量——一个真正的洞悉自身，落笔成文的自我纠正和进步的力量。尽管这类文章许多中文读者现在看不到，但是还有许多看到的。对于能够看到的人，当然是有意义的了。这，就是言说和永不放弃言说的力量。

我写这篇文字，也是我对自己言说权利的维护。不说不写，这些问题也并不等于就没有了。

言说能够干什么？犹太经历

chenyiyi — Thu, 19 November 2009 11:18:40 -0800

犹太经历（The Jewish Experience）是我发明的一个词语，包括历程和经验两个意思；因为的翻译也有类似的双层含义。

到底什么是“犹太经历”？

在人类文化的各个分支中，犹太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1948年以前，这个文化并不和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相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文化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文化。而在当今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中，以色列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她是一个曾经没有自己土地的民族，通过外交的途径，在重要的国际政治势力间迂回斡旋，“无中生有”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咽喉。和这个国家的主要族群（犹太人）认同的民族遍及世界上几个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最发达和强势的国家。不仅仅如此，这个民族在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体、政治经济、甚至自然和人文科学研究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于是，以色列无小事——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闻关注占据着和这个地区的面积与资源人口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空间；犹太人无小事——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社会名流，只要言及犹太人、巴勒斯坦、大屠杀或者伊斯兰，不是被扣上反犹的帽子，受到来自西方主流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就是被扣上亲犹的帽子，为人诟病。学术界中没有几个学科，象这些个学科，几乎每个学者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亲X派，就是亲-X派；即使被许多学者公认的中立（间）派，也会被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是极端派。

国际上著名大学的著名学府，都有对犹太文化和（或者）以色列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无论是牛津剑桥，还是哈佛耶鲁，对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研究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来讲，比较特殊的经历包括：

1. 犹太民族的流散经历和利用这个流散的现状互相联合的经历；

2. 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成功斡旋；

3. 古老和几乎死亡的希伯来语被复活成一门生命力很强的现代语言；

4. 以色列国在1948年得以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并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维持至今；

5. 以色列国家和政府同世界上各个犹太流散人群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相互协作，通过以色列国的主动建树性外交，推进统一的犹太文化和政治复兴政策；

6. 通过对希伯来语圣经为主的犹太文化经典的研读和阐释，发掘经典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意义，从而赋予经典新时代的使命，占据了世界文化之林的一个制高点；

7. 针对反犹主义而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媒体、教育、宣传、艺术（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美术、舞台演出、音乐会、纪念馆等）、法律、政治、军事、情报、外交等方面的应对政策等。

除了在巴勒斯坦这块弹丸之地，现代的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并没有使用代表国家的军队的历史。但是，如果仅仅靠在这块地方的军事胜利，恐怕以色列早就亡国了。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的很好，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在这个地区之外的非军事努力。这些努力，由于是非军事的，自然是靠言说这个手段进行。上面7点的每一点，几乎都要靠言说。

传教士和他们的圣经眼镜

chenyiyi — Tue, 17 November 2009 19:48:51 -0800

......迷茫的19-20世纪的中国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自鸦片战争以降的各种奇耻大辱之后，到了欧洲、到了日本、到了美国，除了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下的欣欣向荣的现代物质生活，还亲身亲历的就是那庄重而且感人的“仪式、专职人员和音乐歌曲”了。当时的欧洲显然已经开始对基督教的那套东西感觉有些落俗了，当时最时髦的东西是一位德国的犹太后裔的一套根据他的语汇和思维摆出的言说体系。这套体系象一个幽灵，击打着一切旧的、老的和呆板的既有言说体系。新的言说体系和新鲜的仪式（能说善辩的神职人员加上庄严肃穆的音乐歌曲），让我们当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们无比激动——想想你我二十几岁时接触到内容和仪式都耳目一新的言说时的激动不已，就是那个劲儿。两个东西，一起舶来为我所用！于是直到了今天，这批先锋海归们的伟大传统，在中华大地上，仍然以一种外来的言说的方式，带着外来的语汇，存在着。但是中华自身博大的言说体系，也对它进行着时而肠胃抽搐痉挛的消化和咀嚼。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言说的汪洋大海中，又添多了几缕猩红的斑斓。

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从小如果能够读到的东西都是圣经，或者和圣经十分和谐的东西，了解的故事都是圣经里面的内容，谈论的感情都是圣经里面出现的各类感情，考虑的社会问题都是圣经里面描述过的社会问题，那么，当他或者她说话或者写东西时，一旦遇到这些主题，他或者她的词汇，很可能是来自圣经的。这里，我们不是说圣经里面的东西太匮乏，从而会导致这位信徒的词汇匮乏。恰恰相反，一部圣经，里面包含的人情世故和喜怒哀乐太丰富，太多彩了，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中几个举足轻重的分支的话语源泉和言说蓝本。这几个分支中的许多重大哲学思辨和思想体系，都或多或少地建构在了这部经典之上了。

回到这位传教士，如果他或者她得到的专业训练还有医学，那么这个人的另外一批词汇就是医学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圣经里面的词汇没有任何关系的。前面提及的我所碰到的这两位吃素的传教士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除了这两个领域之外——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圣经为他们解释了医学以外的一切；他们的医学教育解决了和人体疾病医治相关的一切——如果他们不再像他们对待圣经和医学一样在其他的领域去主动接受系统的训练，也就是获取那个领域的相关词汇库和它们的定义，他们在和别人谈话时，在接触到两个领域以外的其他的领域时，他们是无法制造言说的。因为他们没有词汇。在谈论肉蛋奶的味道时，恰恰是这么一个让他们尴尬的领域。如果他们非要用圣经和医学领域里面的词汇来表述肉蛋奶的味道这个话题，其结果只会更加的尴尬，让听众摸不到头脑。

这样的一个关于吃素的例子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当我们的讨论上升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时，同样类型的讨论就不那么容易被听众所接受了。

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恰恰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Paul Quimby，来到中国后，是如何用他的语汇来描述中国的例子。由于这位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的语汇只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个是他所信仰的教义的经典——圣经，另一个是他的职业，中学教育。在中国，他参与了创办和管理学校，因为学校做得卓有成效，被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任命为国民党革命者子弟学校的教育督查。在记载这段历史时，他的著作Yankee on the Yangtze[1] 的每一章，都以一段圣经中的引文开篇。

对于他眼中的一切关于中国的新鲜的东西，凡是他在美国没有见过的，他都会想起一段圣经里面的故事或者说法或者箴言，来对之进行解释。圣经就是他的语汇库，也是他看一切问题和解释一切周围的现象的经验和典故的源泉。在他看到的事物，如果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一个类似的故事，或者在圣经中找到一个评论，他就会感到十分的欣慰，并感谢上帝的安排。当他无法和他的圣经联系时，他会感到十分地迷惘，并开始祈祷神的指示和启发。

例如，当他遇到困难，最终获得解决时，他会想到诗篇34：7的那句话：“亚卫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2]对于他们被安排到中国传教，他会引用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3]对于Paul Quimby来讲，到中国办教育是遵从神的指示，和帮助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客观上的一个效果是帮助了中国的进步，那是神的恩典，却非他本人的初衷——他本人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神了。当他感慨计划赶不上变化时，就引用了箴言27：1中的“莫为为明日事自夸，今日如何尚不知。”[4]

这样，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思维和观察他周围世界的方式。看到或者听到通奸，圣经中会有几个通奸的故事供品嚼；看到醉酒，圣经中会有几个醉酒的故事供回味；看到忘恩负义，想到忘恩负义的以色列如何对待他们的神亚卫；看到鳏寡孤独，想到以色列的神是如何教育他的国王们善待社会弱势群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世间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无法在圣经中找到答案的了。即使一下子找不到直接的，还有牧师们多年的发挥出的基于圣经语句的引申版，布道讲经的内容以供参考和挖掘。

只有当他谈到教育这个话题时，才转入他接受过的专业语汇和言说。

这些现象，对于我们有着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其实都不难理解。只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经典，在经历了过去的热热闹闹，变革和革命不断的一百多年后，不再有一个十分稳定和大家公认的经典或者经典体系了。对于一些所谓“国学家”（或者洋人“汉学”学者）所推崇的经典体系，大多国人并不太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当我们教育子女要节约粮食时，说“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或者，根据人的年龄和成长经历，“节约闹革命；”在我们感慨某君十年寒窗（注意这个成语本身就是一个典故），事业有成时，想到或者说出“宝剑锋从磨砺起，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一些场合，有的人会说“与人为善，退一步海阔天空，”而另外的人会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我们中国数以千计的成语，背后多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这一个个的成语，本身就是我们的语汇库，这些语汇，组成了一组组的言说，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进而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和原则，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的命运。而当我们的几千年传统的语汇库，在某些领域，被一批新的语汇所替代掉之后，我们的生活就会随之改变。例如上面的例子几处提到的关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语汇，其实多非我们文化自身有意保持的传统语汇，而是属于舶来品。当这些舶来品被我们奉若上宾时，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也就相应地改变了许多。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用言说论来阐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语汇库之丰富和包罗万象。这可以导致向我们袭来的许多的外来语汇，假以时日，多会被湮没在我们传统的语汇里面。许多新的语汇库，到了中国，所能够做到的，往往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掀起一阵阵涟漪或者波澜；但是渐渐都会风平浪静，为我们自身的语汇库增加一些词汇，但是要将这个中华文化的语汇调个180度的头，历史证明，是十分困难的。外来的佛教试过，突厥、匈奴、蒙、满文化试过，天主教试过，基督教试过，西方如近代德国的一些社会思潮，北部如俄罗斯的几个政治学说，都试过，但是目前看来，都没有成功。这些的语汇库，在曾一度风光之后，都深深浅浅地陷入到了古老中华文明的汪洋大海般的固有语汇中了。这些外来者所能够做的，只是为这海水增加了一些斑斓而已。

将一批“新概念”语汇推广给听众，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首先需要几个前提，一个就是潜在的听众有听的欲望，这往往由一定的社会状况所决定；另外一个就是有使用新语汇创造出来的好的言说；最后一个就是要有系统的制度。

这几点在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中都或多或少的具备。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西欧，可以说，基督教推广言说的系统制度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基督教会有每周的以各种变体出现的两个仪式，一个是对经典学习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信徒和准信徒（尚在考虑是否接受这个言说的听众），通过各种方式，见证、阅读、联想、讨论，以及对前辈们的见证、阅读、联想和讨论的学习，来将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社会和自然现象，自己的专业训练尚无法解释的，都拉到耶稣基督的领域，由圣经来解释。许多仪式之后有正餐或者至少是茶点。

另一个仪式是崇拜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一般大家很庄重，有很好听的音乐，许多之后又是有正餐或者至少是差点（呵呵，神教导我们“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上面所学习的这些解释进行标准化的认定，由一位专业从事讲道工作的神职人员，根据他的专业训练，将这些信徒领悟出来的解释上升到理论（神学）的高度，定个调子，统一思想。有的时候参加者还要唱一些符合这个主旨的抒情音乐，音乐好时，或者气氛对时，或者两者兼备时，有的悟性比较好的参加者会感慨（恩）地抽搐呜咽甚至痛哭流涕。有的歌曲词曲朗朗上口，于是被带出了学习和仪式的场地，被信徒哼唱在各种场合。有比较恨别人那块破铁总也炼不成自己这种好钢的信徒，还要死乞白赖的追着尚不接纳这套言说的人，教唱这些歌曲。歌曲和歌词就这样随着人的脚步，把这套言说带到了五湖四海，天涯海角。不信你去看，没有哪个宗教没有这三个重要因素的：仪式、专职人员和音乐歌曲。

迷茫的19-20世纪的中国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自鸦片战争以降的各种奇耻大辱之后，到了欧洲、到了日本、到了美国，除了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下的欣欣向荣的现代物质生活，还亲身亲历的就是那庄重而且感人的“仪式、专职人员和音乐歌曲”了。当时的欧洲显然已经开始对基督教的那套东西感觉有些落俗了，当时最时髦的东西是一位德国的犹太后裔的一套根据他的语汇和思维摆出的言说体系。这套体系象一个幽灵，击打着一切旧的、老的和呆板的既有言说体系。新的言说体系和新鲜的仪式（能说善辩的神职人员加上庄严肃穆的音乐歌曲），让我们当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们无比激动——想想你我二十几岁时接触到内容和仪式都耳目一新的言说时的激动不已，就是那个劲儿。两个东西，一起舶来为我所用！于是直到了今天，这批先锋海归们的伟大传统，在中华大地上，仍然以一种外来的言说的方式，带着外来的语汇，存在着。但是中华自身博大的言说体系，也对它进行着时而肠胃抽搐痉挛的消化和咀嚼。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言说的汪洋大海中，又添多了几缕猩红的斑斓。

[1] Paul Quimby with Norma Youngberg, Yankee on the Yangtze, One Missionary’s Saga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ashville, T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76.

[2] Yankee on the Yangtze, p. 23.

[3] P. 59, p. 77.

[4] P. 137.

两位吃素的传教士医生和“眼不见心不烦”

chenyiyi — Mon, 16 November 2009 22:07:12 -0800

吃素这个概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奶奶在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一，都要吃一天的素，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做不到一年都吃素（敬佛），大年初一这一天一定要坚持吃素。这样佛祖观音等等，也会为此人的虔诚所感动，似乎是在决定一个人是否下地狱的时候，如果此人每年大年初一都坚持吃素了，也会得到恩典的。给我的感觉，即使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荼毒生灵，如果也有规律地每年吃一天素，个人简历中也就多了一笔笔的亮点。如果上天堂的名额在发放给了一辈子都在吃素的人之后，仍然有富余，是可以匀一些给这些个一年三顿素的人的。反正不给他们也是浪费了座位。这个逻辑，成了我最初接触到的（偶尔）吃素的动因。多少有些世俗和宗教混合体的味道，佛、道、基督和多神教的成份都有——常常是这个一年一天素的理论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用糖瓜封灶王爷的嘴的时候就开始听了。

2009年11月，我刚刚从中国到美国加州后两天，被请到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Chattanooga）附近的一所大学去讲学。邀请者是一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的信徒夫妇，夫妻俩都接近九十高龄了，都是美国著名的罗马林达大学（Loma Linda University）医学院的毕业生，都曾是被派出到泰国几十年的外科医生兼传教士（行医兼传教）。和他们认识了四五年了。一直知道他们吃素。这次两三天就住在他们的家里面。第一次被迫自己也不得不吃了三天的素。不仅仅吃素，还没有咖啡、茶和任何带有咖啡因和酒精的饮料喝。

这几天的素是让我人生又一次深刻地思考了“不知者不痛”这句说法，或者中文的那句“眼不见心不烦”。两位老人一辈子都没有消耗过肉、蛋、奶、咖啡、茶、酒精、香烟这些物质，因为他们都成长在吃素的家庭里面，成年离家后又继续严格遵守这个教派的教条。根据这个教派对于基督教和圣经的解释，这些个东西都属于上帝不让人接触和消耗的物质。一旦有了以这个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出发点，他们之后在自己行医的一辈子里面，又很容易地找到了无以计数的这些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的病例。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条的深信不疑。

而对于我，一个刚刚把中国到美国西部的时差还没有倒上2、3天的人，又要开始倒美国东部和西部的时差。睡眠极度不足的同时，没有咖啡喝，也无法借助一点点酒精的力量来增加睡眠；而且，我多年形成了一个通过大量补充饮食中的动物蛋白质来补充睡眠不足导致的体能消耗的习惯，也无法实施。所有这些，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下，都成为了不可能。这让我这几天如同一个瘾君子，浑身上下不自在，永远的浑浑噩噩地想睡觉，又总是睡不了多久就醒了（时差），差点没有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睡着了。

他们住在山里自己的几百英亩的大农场里面，最近的小镇也有十几公里远，进出开车走山路要半个小时。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强烈要求到小镇买咖啡喝（酒我没有敢提）。他们说，“我们原来不知道你对咖啡因上瘾的。”我说，“呵呵，我自己原来也不知道呢！”后来，我们聊起了这些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禁绝的东西，还有他们自觉不吃的肉蛋奶类，其实都是很好的东西。如果因为在医学上，由于某种对健康不是很好的原因，就不能吃了，那么，随着现代医学才出现的做手术时的麻醉药，也有副作用，是不是也不能用呢？他们每位都多次自身被做过手术，也都打过麻药。所以在说到麻药时，他们说，“我们知道麻药的副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麻药更加痛苦，所以我们选择使用；但是如肉蛋奶等食品，我们从来不吃，也没有觉得痛苦，所以我们也就坚持不吃。”

这时，我恍然大悟，这里面的关键，就是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味道。所以在他们的味觉词汇里面，已经没有了这些食品的味道这些词汇了。没有了这些词汇，他们的饮食话语中，就不必牵涉到这些东西。

在人们的饮食以外的思维和谈话中，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一个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人，生活到90岁，都没有接触过任何书本，更别说看过什么书了，或者看多电视听过广播了，那么不论他的生活知识多么渊博，他对于一些要后天获得的，和自己的吃喝拉撒无关的词汇，一定是无知的。例如，这位老人不应该会和我们谈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与人为善，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囧”，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是哥们儿义气，什么是金融危机，什么是温室效应，什么是绿色环保，什么是任何的他在那个环境生活到90岁不需要也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和长寿。细想想，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无非都是一些概念，都是一个个的言说。这些个言说都是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知道它们还是不知道它们，无非是听说过那些描述它们的语汇没有，以及听说过那些描述这些语汇的语汇没有。不知道这些言说，老人可能少了许多的痛苦和担忧，也可能少了许多的欢乐和喜悦。由于老人不识字，也谈不上制造什么言说了。但是如果老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些言说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会改变他的命运。甚至，他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上某些言说的制造者。这些摸不着的言说，看来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这股改变命运的力量，是抽象的，是软的力量。这个力量对人和社会的作用，不是通过经济手段或者刀枪剑戟，是一种和人的大脑相互作用，来改变人的行为的力量。

创造性新言说的困难，《2012》——诺亚方舟Made in China

chenyiyi — Sun, 15 November 2009 22:53:11 -0800

制造富有创新性的文化言说，其实很难。即使轮到吃这碗饭的好莱坞，黔驴技穷也常常在所难免。全球震撼上映的《2012》，让许多民族主义者高呼“轮到中国拯救世界”的同时，在故事上的创新却是实实在在的乏善可陈。故事的核心来自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建造方舟的动因有所改变——人类堕落变成了太阳风暴。原来西亚制造的方舟变成了中国制造。送上方舟的动物还是一对一对的。方舟多了几个。比较有新意的是在这些方舟中，编剧决定让美国和中国同舟共济，都在有数字象征意义的04号方舟共渡时坚。

我们一直都在讲言说的语汇库来自各个民族文化的经典。希伯来语圣经这部经典在这个剧本中再次大放光芒。故事的核心架构：人类面临毁灭，制造方舟避难，都出于这部经典，并无任何创新。当然，方舟的金属材料，高科技设施，都是现代的东西；但是这些很难称得上任何创新。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圣经文化基础上的言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都是基督徒或者天主徒——普通人也好，教徒也好，美国的还是俄罗斯的，生死攸关的时刻的标准动作是胸前手划出的十字。两个发达国家的总统决定和自己的人民同归于尽——基督教徒的美国总统和天主教徒的意大利总统。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在一个基督堂里面祷告，一个在梵蒂冈的西斯汀礼拜堂参加弥撒。众多的穆斯林只有一个麦加的朝拜的几秒钟的镜头，一群玛雅文化传人也是以自杀者的形象出现在一小段新闻报道的模糊镜头中——尽管他们的文明预言了2012的世界末日。

一方面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给了剧情的需要，一方面是好莱坞对西藏一直暧昧的好奇和热爱，藏传佛教的寺庙和和尚获得的镜头量，可以和由于四川救灾印象而备受编剧青睐的解放军的形象出现频率难分伯仲。

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在中国，方舟由中国制造理所当然；台词中讲到让中国造这些个方舟没有错，口气并非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说期待的赞赏，多少有些冷嘲在里面。如果从英语的口气观众还听不出这一点，或者不愿意承认，编剧安插的喇嘛的哥哥给自己一家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走后门”，登方舟，后来导致了许多麻烦这个情节，是对中国文化的投机取巧的揉搓，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这，毕竟还仍然是好莱坞的言说，并不是我们中宣部的。

创新，真的很难。人，怎么能够跳出自己耳濡目染的语汇库呢？倘若真的有朝一日跳了出来，他所创造出来的言说，还有人能够看得懂吗？他会不会像古时希伯来的先知一样，癫狂着说些被老百姓认为是疯了的话，除了神本身，难觅知音呢？

言说和宗教信仰、文化的关系

chenyiyi — Fri, 13 November 2009 16:26:40 -0800

如果把广义的美术、音乐和文字三个范畴整合到一起，我们发现我们几乎囊括了宗教的所有表现形式。即使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点进行的崇拜仪式，也是需要通过言说来进行的。还没有哪个宗教，信徒集合到一起后，举行的崇拜仪式，不涉及美术、音乐和文字这三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言说这个概念来定义宗教这个概念：宗教就是一种言说。一个宗教信仰其实就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言说方式，来传递一组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信息。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群体的独特的言说。也就是说，一个文化的特质是要通过言说来表现、传承和发扬的。但我们说A文化和B文化的区别和共性时，我们其实是在比较A文化的言说和B文化的言说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例如，我们可以说AB两个文化的言说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它们的宗教言说不同，等等。

世界上很少的文化，会强调自己的文化是有种族的界限的，不属于某个种族，就无法属于这个文化的。即使是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虽然并不向外传教，也是能够容纳非犹太民族的信徒和追随者的，现代如此，古代历史上也如此。为什么？根据我们上面对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无非是一种特定的言说而已，并没有说其主体必须是一个固定的种族或者民族。只要是人，认同了这个言说，并掌握了这个言说，就可以说是认同了这个文化，吸收了这个文化，也就可以传播这个文化了。

以此来看，汉文化的主体，也就是汉文化言说的主体，可以是汉人，汉族人，也可以是认可这个文化的少数民族，也可以是认可这套言说的非中国人。文化的言说是没有国界的，也是没有族界的。但是，一个文化的言说往往起发起的主体是某个民族，之后在传播的过程中，这个言说可能会被更多的族群所接受。反过来，如果这个言说逐渐丧失了其主体，没有了任何继续认同这套言说的人了，也就是没有了继续讲这个故事的人了，这个文化也就亡了。

言说和宣传的关系

chenyiyi — Fri, 13 November 2009 16:22:12 -0800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可能给人的印象是，言说就是宣传（propaganda）。言说不完全等同于宣传，否则就没有必要再杜撰出一个言说的概念，直接用宣传这个词便是了。

首先，宣传是一种言说，因为根据言说的定义：人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中，有明确的发出主体的，并有明确的受众客体的，有明确的客观效果的信息，宣传是符合这个定义的。但是宣传只是言说这个母集中的一个子集。

这个母集中，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子集。例如：不带有目的性的，或者目的性不明确的，虽然也有客观效果的言说。有的艺术作品，虽然作者都不知道自己想说明什么，所以一定是不能够叫做宣传的，但是其一旦产生，对于欣赏者来讲，是有其客观效果的。这也是一种言说。

所以说，宣传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言说”。

言说和语言的关系

chenyiyi — Fri, 13 November 2009 16:21:51 -0800

言说是部分通过传统的语言来实现的

这一点比较直截了当，因为人的眼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有信息含量的东西，多为语言的某种形式。所以，言说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来实现的。

言说还有语言之外的其他表达方式

除了语言和语言的各种变体之外，我们最容易的理解的包括图画、图象、和音乐。宽泛地讲，绘画有绘画的语言，音乐有音乐的语言。例如音乐的语言是可以用五线谱或者简谱来表现音乐的核心曲调和结构（数学的部分），用不同的乐器或者人声来表现出来。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如果一首诗，是由男声、女声、还是童声读出来，虽然效果不同，但是核心内容是一致的。

同样是属于美术方面的，还有雕塑、偶像、建筑、园艺等。如果我们把美术和音乐融合到一起，可以想象出现代的传媒方式电影和电视，以及互联网上的录像，光盘和其他媒介中的多媒体产品。这些都是言说。

言说不是语言——言说和语言的区别

语言是中性的，尽管它也有使用的主体，语言本身是一个表达意思的工具而已，自身并不带有客观效果，也不带有感情色彩和鼓动性。尽管有些词汇本身是用来表述感情的，有的词汇是消极，有的积极，但是这些都是词汇的功能；这些词汇本身并不会产生客观效果。只有当语言被一个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用以表述情感和观点了，才开始可能成为言说。

“言说”概念的创建、描述和展开

chenyiyi — Fri, 13 November 2009 16:19:13 -0800

定义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将人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中，有明确的发出主体的，并有明确的受众客体的，有明确的客观效果的信息，称为“言说”。

任何言说都是有主体进行操控的，并且有其相应的客体的。例如，我的这篇文字就是一种言说。主体的操控者是我，客体是在读这篇文字的你。主体的大小和规模不同；客体亦然。还有，就是许多言说都是有动机和目的的。当然，也存在有的言说开始并无明确目的的情况，但是并不存在没有客观效果的言说。也就是说，言说总是要有客体的。客体受到言说后是会有反馈和反应的。所以说，言说的成立是需要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主体、客体、效果。

“能够看到和听到”，从人体器官上来讲，就是可以用眼睛和耳朵这两个器官接收的外界的信息。除了这两个器官，人类还有口舌的味觉、鼻子的嗅觉、以及手（和所有皮肤）的触觉。除了耳眼外，这些人体获取外界信息的器官，和其他动物在这些方面的感知功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量度的不同。动物的耳朵（如果有的话）也能够听到多种声音，但是根据目前动物学的研究，尚没有发现哪种地球上的动物能够象人的耳朵，经过后天的多年的训练，可以听和人类的语言一样复杂的声音，并能够分辨其中哪怕十分繁琐和微妙的意思。也没有发现哪种动物，能够如人类，经过训练，可以阅读复杂的文字，并体会阅读到的文字的内涵和外延。由于动物无法通过耳和眼，如同人类一样进行听和读，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动物也不会有人类一样复杂的大脑思维。因为大脑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

当然，人的一些大脑的活动，是不需要通过有词汇构成的机械的语言的，而是通过右脑的图象思维来进行。但是即使是图象思维，人类如果想把这些思维的内容表达出来，仍然只有两种形式——嘴里说出来或者手中写出来的语言形式，或者是通过手、进行图象、绘画、或者音乐的表达。这几种艺术的表达形式，也属于我们所要描述的“言说”这个概念。

我们来把这些个艺术形式作为例子，反过来测试一下我们起初的定义：首先，它们是“人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信息，”其次，它们是有“明确的发出主体，”并有“明确的受众客体”，带有“明确的客观效果”的信息。当然，会有人讲，有的艺术和音乐在创作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明确的受众客体”，也没有“明确的客观效果”的。它们是纯纯粹粹的艺术。那好，我们暂且不称这些“纯纯粹粹的艺术”为言说。但是，即使是这些“纯纯粹粹的艺术”在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在创作者的心目和思想中，并没有客体。但是除非，设想一下，这些艺术被几十万年直到永远地封存在一个地下岩洞里面，不见天日；或者某段战国编钟的乐谱，烂在了某王侯的墓中。否则的话，只要这个艺术开始有了第一个观众或者听众，它就有了客体。这个客体的感受，无论是什么，哪怕是茫然失措，也是它的客观效果。其客观效果的实现并非通过其创作者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已经和创作者的主观意识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称其为一种言说。

这最后一点的讨论就把我们带到了“言说”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其相对于创作“主体”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当一个“言说”被创作出来以后，不管它是否仍然和自己的创作主体有着还是没有了牵连和关系，它都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了。换句话说，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个言说会象有生命的个体，有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历程，有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朋友圈子”，个性、特色和生命力。而这些独立的“人格”，之所以说它们是独立的，是因为它们虽然可能和它的创作者的主观出发点仍然有关系，也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或者关系越来越疏远，最后甚至干脆背道而驰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圣经》这部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就的作品合集，到现在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生命力的文化经典作品。但是我们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们）。几千年来，多个宗教尊其（中的部分或者故事梗概的改写本）为经典，多个文化奉其为源泉，多少战争源自对其中几个词语解释的意见不和，多少性命的抽搐和喜悦建立在了阅读它的某一个语言的译本上。《圣经》是一个在某些时候独立的言说体。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主体，希望通过对它的阐释，重新占领成为其主体的地位。但是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徒劳的，因为主体已经存在过了，都已经逝去了，这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了。这些新的主体，只能够是他们创造的对《圣经》的阐释的这个言说的主体。而对于《圣经》来讲，他们永远只能够是客体了。

言说这个概念是我根据讨论文化间博弈这个问题的需要杜撰出来的，如果之前有别人使用，纯属雷同，并非传承。其含义包括英语的“discourse”和“narrative”的综合。除了上面的定义，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些言说不是什么的讨论，以及言说和其他几个概念的比较，来澄清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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